|法国作家司汤达逝世180周年，小说《于连》为何改成《红与黑》？( 二 ) |于连|司汤达|小说_文化|红与黑

“我恨自己太随便，一失足成千古恨。 ”玛蒂尔德悲愤得流下了眼泪。
“太随便！”于连大叫一声，向图书室收藏的一把中世纪古剑冲去。
他和德·拉摩尔小姐说话的时候已经痛苦万分，现在看到对方流下羞愧的眼泪，无异雪上加霜，巴不得一剑把她杀死，方解心头之恨。
向古剑冲去——好不容易把剑从剑鞘里拔出来——插剑入鞘——把剑挂回铜钉上，这几个动作表现了于连的心理活动，怀疑、惊讶、失望，纷至沓来。于连复杂多变的性格，有深思熟虑的一面，也有疯狂冲动的一面。德·拉摩尔小姐差点死在于连手里这个情节和后来于连枪击德·雷纳夫人的情节，都合乎于连脾气暴躁的性格。
《红与黑》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上世纪50年代，《红与黑》在国内是被批判的对象，批判文章认为小说《红与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讽刺了封建贵族、教会的虚伪、卑鄙、毒辣，但是于连之所以仇恨封建贵族是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地位，他渴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地位，来满足权力和金钱的欲望。翻译家郑克鲁那时候在北京大学念书，也参加了批判小说《红与黑》的活动。据郑克鲁回忆：“1958年左右批判，过了几年反而电影上映了，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一下变化那么大呢？后来看到一些材料才知道，原来有人为于连的行为辩护，认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起来有什么不好呢？所以电影《红与黑》才放映了。 ”
郑克鲁提到的电影《红与黑》，是法国法兰西伦敦影片公司和意大利文献纪录影片公司于1954年联合摄制的。 1957年，这部法意合拍的《红与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完成。《红与黑》译制完成后，正赶上国内对小说《红与黑》进行批判，影片暂缓上映。 1959年，译制片《红与黑》在全国公映。《红与黑》的引进和上映，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笔者认为，译制片《红与黑》得以引进和上映，最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电影引进政策相对而言比较宽松。举一个例子， 1961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的一个文件里，提出在选题时“一些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基本无害的影片，也应选择一定数量” 。
电影《红与黑》整体上说体现了原著反对封建、反对教会的思想，因此作为“基本无害”的影片被引进并上映。译制片《红与黑》上映后，产生很大影响，影片中饰演于连的法国著名影星钱拉·菲利浦用出色的演技表现了人物不平凡的经历和性格发生的巨变。小说原著结尾，于连在法庭上的发言，道出了全书的中心思想，电影《红与黑》采用倒叙方式，将于连临死前说的这段话，放在开头部分，这也是电影最精彩的部分，钱拉·菲利浦的表演和胡庆汉的配音征服了观众：
“我不要求宽恕，我的罪行是惊人的，而且是预谋的。我向一个尊贵的女人德·雷纳夫人开了两枪，她曾经像一个母亲那样地待过我。我是该死的，但是你们判我的刑的理由并不在此，不！这个你们和我都很清楚，我真正的罪在你们看来因为我是一个下等人，竟敢和你们这些上等人讲平等。你们要砍我的头，是想警戒那些幸运的，或者说是不幸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从而敢于踏进这个被那些高傲财主称为上等社会的青年。我们经常跟你们和你们的亲属在大街上攀谈，你们的名字我全知道，我父亲给你们干过活。你们不能够宽恕我，就为这个。请看这些法官，没有一个是工人，没有一个是农民，没有！只有怒气冲冲的财主，怎么能不发火。是啊！一个工人的儿子居然同你们讲平等。我的话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