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访谈丨穆涛：我从河北到西安不是被挖而是投奔( 五 ) |西安|贾平凹|长城|美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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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到1949年， 1949年到1979年，
这两个三十年都是
社会结构大转型的剧变。
具备这样思考力和判断力的作家，
注定是与历史同在的。
青年报：您的散文写作涉及最多的是经史春秋，可以看出您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功底。这些功夫都是从哪里修来的？
穆涛：您这么说是鼓励，我只是读了一点汉代的书。主持《美文》编刊工作后，在跟平凹主编的沟通中，我注意到他对汉代情有独钟，经常用汉代的石雕、土罐、画像砖举例子谈创作。为了跟他聊天时有话题，算是投主编所好吧，我先是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后来又读了《春秋繁露》（董仲舒）、《新语》（陆贾）、《新书》（贾谊）、《新序》（刘向）等，再后来对汉代的东西就放不下了。
读书这种事，在一个领域里踏实着读，收获厚实。在一块土地上收割庄稼，比四下里去捡麦穗好。读书也要戒除去深山挖宝物的那种心态，以利益驱动为先，出发点就错了。
我们今天读到的先秦典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汉代重新整理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那场“焚书”之祸，是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毁书烧书，焚烧的重点是各诸侯国的史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 “非秦记皆烧之” ，秦国之外的史书全部烧掉。 “天下敢有藏诗（《诗经》），书（《尚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汉代先贤们重新整理修复这些典籍的过程中，也成就了中国史学创作和研究的首个峰值期。
史学在汉代是显学，这是很了不起的。史学昌明的时代，社会生态是清醒的。一个人清醒着，不会做糊涂事，一个时代清醒着，也不会乱作为。如果一个时期里，戏说历史成为风气，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事。
青年报：在文学界，似乎有这么一种说法，写小说的看不上写散文的，写散文的看不上写诗的，写诗的又看不上任何一种文体，您是如何看待的？
穆涛：如果您说的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话，这暴露了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今天的文学在成色上是不够的，写作者的心态还青涩着。
比如有一个地方，人人自以为是，邻居之间相互鄙薄，生态这么差，肯定不适宜居住。
我看过一本回忆录，是一位老厨师录音之后由家人整理出来的，特别耐看。见手艺，见知识，见修行修为，还能见到人生的境界。书中讲了清朝一位宫廷御厨的轶事，这位大厨的手艺已经名震行内了，但每年都要拿出时间，出宫“捋叶子” ，就是去“偷艺” ，一年选一个地方，隐姓埋名着走名饭庄和小酒肆，川、鲁、粤、淮扬等菜系的生发地都走遍了。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去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死。有大成就的人，差不多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经年累月积少成多，再是有敬畏心，知道天高地厚。唯我独尊是座山雕的路数，是土匪。自重这个词的核心是自省，不是自我提拔，哄抬自己的身价。
小说、散文、诗歌在文体上没有高低，但在大众的认识里有差别。小说热闹着，自然引人关注。说一个不太妥当的例子，比如中国足球，踢得就那个样子，但球员的身价，普遍高于跳水、举重、滑雪，也包括广受拥戴的国乒。球员在场上被人骂，但工资卡却硬气。人们喜欢足球，潮头大了，浪就是高的。
小说、散文、诗歌，都是靠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显示其力量的，这之间没有定数。一种文体被漠视着，是因为没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一个时期里，如果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一本小说，触碰到了社会最粗的那根神经，用那句流行的话说，叫“叩响了时代最强音” ，相应的那种文体就会灼热起来，成为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