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钱理群讲鲁迅：“守住鲁迅”最终还是我的学术之根、生命之根( 二 )

我至今还记得，在那间小小房间的里里外外，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年轻人，一动不动地站了三四个小时，最后的热烈讨论也持续了很久而欲罢不能。
去年（二〇二〇年）我去贵州，还遇到一位参加听课、讨论的年轻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目光闪闪，激动不已，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此次讨论最后编成《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一书，算是对我的“讲鲁迅”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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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年（二〇一四年）年末，我在“钱理群作品精编”出版座谈会上发言，宣布：“我的时代已经结束，所要做的是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并把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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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我就搬进养老院，进入“为自己与未来”自由写作的新境地，不再参加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即便如此，我还是做了三次关于鲁迅的公开讲话： “鲁迅的当代意义和超越性价值”（二〇一六年五月）、“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二〇一六年五月）、“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二〇一七年七月八日），同时还写了几篇关于鲁迅研究的书序。
二〇一九年底，我回贵州安顺，近五十年前我在安顺卫校教书时的学生为我举行了数十人参加的聚会，我像当年那样，又给他们讲了一次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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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就从年轻到年老，足足讲了五十年的鲁迅。这不只是“使命”，更是自己生命的需要。
这完全是一个自觉的选择：不停地讲鲁迅，从大学讲到中学；从学校讲到社会、工厂、民间组织、读书会；从大陆讲到台湾；从国内讲到国外。乐此而不疲，越讲越起劲，而且越来越自觉。总结起来，背后有三个理念做支撑。
第一，认定鲁迅的思考不仅针对他所处时代问题，而且深入中国历史文化深处、国民性深处、人性深处，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他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的作家、思想家，“鲁迅活在当下中国”。这就有了与当代读者做跨越时空的对话的可能。
第二，认定对于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研究者不仅有阐释的职责，还有发现、发挥、再创造的广阔天地与权利。在学术史上，经典和经典作家被研究、阐释的过程，就是不断被丰富与发展的过程；经学史上的“儒学” 已经不完全是“孔丘”个人的创造，而是一个历代儒者的集体创造物，每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研究者都对经典文本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发挥和添加。在我看来，方兴未艾的“鲁学”也同样如此。研究鲁迅，就不仅是“讲鲁迅”，还要“接着往下讲”，甚至“往下做”，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属于个人的即“×××鲁迅”。这样的打上个人烙印的“鲁迅”，既对“鲁迅本体”有独特发现，也会有遮蔽，本身就成为被后人研究、借鉴、质疑的对象：这会丰富、深化人们对鲁迅本体的认识，鲁迅本体是可以不断接近而不会完全被穷尽的，这也是鲁迅的魅力所在。
第三，认定鲁迅思想与文学具有原创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之一。因此，向年轻一代讲鲁迅，让鲁迅思想与文学在他们心灵上扎根，是民族精神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我的“讲鲁迅”的历史使命感正因此油然而生。对我个人而言，“讲鲁迅”还是一个不断提高自我精神境界的过程；同时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正是通过“讲鲁迅”，在研究方法上试验将文本细读中的语言赏析与审美体验有机结合起来，希望达到一种真正鲁迅文学式的感悟与把握。另一方面则是进行“学术文体”的尝试，创造一种“演讲录”体的学术著作：这样的有着明确、具体对象，并有现场反应的读者、听众意识的文本，必然是开放式的，还会不同程度地展现研究的原生状态，既经“梳妆打扮”（规范化），又显出“蓬头垢面”（未经规范）的真容，是别有一种生气与趣味的。不想把学术研究弄得太死，想把它弄得好玩点、活泼些，并多少有点触动人心的人情味，这也是我的一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