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仇鹿鸣：七世纪前的魏晋，为何合久必分是一个主流共识？( 二 )

汉正统的号召力是三国政权确立困难的大前提
对魏蜀吴三国来说，称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历史上看，公元189年董卓进京是东汉瓦解的元年。但实际上到公元220年，也就是整整一代人的31年以后，曹丕才称帝代汉，第二年刘备在四川称帝。孙吴则要到公元229年才真正称帝。仇鹿鸣认为这与当时人对汉政权的认同有很大的关联性。
两汉一共持续了400年之久，中间虽曾有王莽篡汉，但很快实现了中兴。对于当时人而言，汉确实被视为一个千年王朝。为实现权力的过渡，魏蜀吴三国采取了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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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一直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形式，在政权变更上则以禅让代汉。仇鹿鸣解释说禅让和革命的基本不同在于，禅让是在承认了前一王朝合法性的基础上成立的。它的本质是天下从一个有德的人手中传到了一个更有德的人手中。而革命在古汉语里就是革除天命的意思，以武王伐纣为典型代表，前一个王朝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在魏代汉的禅让过程中，具有一套繁琐的程序性的要求，之间至少要推让三次。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蜀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刘备自称汉室宗亲，同时曹丕称帝给蜀国提供了“宣称汉献帝被迫且被毒死”的“事实”，使其建国具有合理性。而对孙吴而言，其政权一直缺少政权合法性。通过向曹魏称臣，获得吴王称号，成为登上帝位的中间一环。而孙吴政权不断变更年号，以祥瑞昭示天命，正是其政权合法性缺失、缺乏自信的标志。
高平陵之战，改变魏晋历史的偶然
在传统魏晋历史研究中，陈寅恪认为，东汉儒家士大夫出身的司马氏，代替出身寒微被认为是宦官后人实行严刑峻法的法家曹氏，在某种意义上是顺理成章。然而，在仇鹿鸣看来，跳跃时间线轻易链接事情两端，会带有很强的推测性。他认为高平陵之战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的一举成功是司马氏非常侥幸的冒险。
从曹操统一北方开始，曹魏政权已持续半个多世纪，其间没有失去人心的举措。发动高平陵之战时，曹爽掌握朝政已有十年之久，此时司马懿已是老迈之人，被清除出权力中枢至少也有三、五年之久。司马懿手上没有军权，也实际上控制不了太多的军事力量。他和儿子培养的死士也没有甲胄兵器，这源于秦汉时期的基本法律，私藏甲胄是灭族的大罪。因此在曹爽挟持小皇帝谒陵，离开洛阳而突然发动了政变。为了夺取武器，司马懿率部放弃曹爽府邸这样显而易见的目标，而把有限力量集中于武库以及司马门等要冲之地，确实是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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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城考古遗址
仇鹿鸣认为，高平陵之战是偶然的胜利同样可以从《晋书》中得到证实。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司马懿在遗诏中明确其子孙不可轻易离开权力中心，不可将傀儡小皇帝落于他人之手。换言之，司马懿明确的意识到高平陵之战的偶然性，他抓住了曹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谒陵机会，从而改变了魏晋历史的走向。
政治平衡，司马代魏的权力游戏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战中的成功固然有其偶然性，但背后仍然有曹魏老臣对其的支持，是功臣与宗室之政治平衡被打破的后果。
仇鹿鸣在分析魏文帝和魏明帝托孤大臣构成后指出，两份名单实际上是曹魏政治结构平衡的表现。曹魏政治系统由宗室和功臣构成，宗室是武力、军权的主流，主要掌握在曹氏、夏侯氏之手。而文臣主要是东汉名士后裔。在曹爽专权的过程中，功臣作为原有的权力中心、既得利益者被排除出去。因此这些人都成为了司马氏在高平陵之战中的支持者。但高平陵之变后，这些支持者反而走向了司马氏的对立面，他们并不支持司马氏代魏，司马氏实际上缺乏权力继承的合法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