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读书 | 他不是流量，却以哲学家的身份登上了中国时尚杂志的封面(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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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已出版作品
桑德尔让现场安静下来，接着问：“市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我们想要如何一起生活的问题。我们想要一个什么都可以拿来买卖的社会吗？”
第二天，桑德尔告诉我：“我去过很多国家，可能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有关自由市场的设想和道德直觉都是最深刻的。”不过，让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与此相对的力量，也就是从人群中传来的对卖第二颗肾感到不安的声音。他说：“如果你通过讨论进一步探究并考察这些直觉，就会发现他们在道德上犹豫要不要将市场逻辑延伸至每一个领域。例如，中国观众一般会接受黄牛票——高价转卖演唱会门票，甚至是公立医院看医生的号。但当我问他们，在春节人人都要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允许黄牛倒卖火车票，大多数人表示反对。”
在中国，外国思想引发公众关注和学术讨论已经有一段历史了。“一战”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封闭的，但它吸引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到访。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汪晖告诉我：“20世纪20年代，很少有著名的西方哲学家来中国访问，除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和杜威的学生胡适，引荐了他们。”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引荐，杜威和另外几位学者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后来，弗洛伊德和哈贝马斯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2007年，桑德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观众已经不再会因为一位西方学者的到访而感到新奇万分，因而互动就需要更加深入，而不仅仅是依靠好奇。汪晖说：“在桑德尔来中国之前，已经有好多西方学者来过了。一些哲学家，像罗尔斯及其正义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此，知识分子接受桑德尔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和协商的过程，这在我看来是好事儿。”进行深入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在介绍桑德尔的时候说，中国有着一颗“急迫的心”。
桑德尔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自己所说的“我们对同胞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他在13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郊区霍普金斯，后来随家人搬到了洛杉矶，那里的同学会翘课去冲浪。这强烈冲击着他内心的那种来自中西部的慎重内敛。他告诉我：“南加州对性格养成的影响，能在真实世界不受约束的自我当中看得到。”他早期带着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趣，进入了布兰迪斯大学，随后又获得罗德奖学金的资助，去了牛津大学。一个寒假里，他要跟一位同学合作完成一篇经济学论文。“我这位朋友有着非常奇怪的作息习惯，我大概午夜睡觉，而他会通宵达旦。于是我就有了早晨的时间来读哲学书。”桑德尔这样说道。开学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康德、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和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他最终将经济学放在一旁，转向了哲学。
2010年，中国有一群志愿者聚集到一起成立翻译国外节目。当他们翻完情景喜剧和刑侦剧之后，转向了美国大学那些开始上线的网络课程。桑德尔曾经来过中国一次，给一些哲学专业的学生做过演讲，但当他的课程上线后再次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了一些现象。“他们告诉我，如果讲座是晚上7点开始的话，那么孩子们会在下午一点半就开始占座。”他说，“他们挤满了教室，我得小心翼翼地从这些热情的人中穿过。”桑德尔也看到自己的思想在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但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强烈。我们讨论过，并试图理解这种现象。哈佛大学的名号当然有号召力，而且公共电视台的专业润色和制作，也的确使这门课程比其他课程观看起来更有趣。然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的上课方式也是一种惊喜：他让学生站起来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点，让他们独立参与复杂而无限制的问题讨论，这在中国课堂上是罕见的。钱颖一说学生们津津有味地阅读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的中文版，“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教的西方哲学很少，而且，这本书非常适合中国大学生，它用很多有趣的例子来阐明不同的思想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