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桀骜孤高如辜鸿铭 到底有何魅力 在西方走红 又为中国学者敬重
辜鸿铭常发表一些有悖于时代潮流的保守观点,死守封建残俗旧习、顽固可笑的反面形象深入人心。顽固执守儒家故道、一味护短的确是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悲剧;但在清末民初,像辜鸿铭那样能熟练使用西方文字、弘扬中国文化、维护民族尊严的中国人少之又少,他的文化活动和言论并非一无是处,在西方(尤其是德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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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17世纪始,向西方译介儒家经典的活动,几乎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垄断,直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有中国人开始独立进行翻译活动,其中,无论从时间还是影响力方面来看,辜鸿铭都名列前茅。他曾完整翻译并出版过《论语》《中庸》两部作品,翻译过《大学》但并未公开发行,除此之外,还零星摘译过《诗经》《尚书》等多部经典。由于旧学修养所限及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辜氏的译文中存在错译,也因个人风格,有释意化翻译、“求统一”“弥缝古人之说”等缺点,受到过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批评。不过,对于儒家文化,他的译文比起此前传教士和汉学家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显示出相当高的英语文学修养。
为使经典更易为西方读者接受理解,辜鸿铭在翻译中常引用歌德、爱默生、莎士比亚等人的话对一些经文进行注释,也会根据特点,将文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以西方历史人物来比拟(比如将管仲比作俾斯麦)。这种服务异国读者的体贴努力获得了回报,英译《论语》一度成为畅销书,《中庸》也受到文化学术界的欢迎。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无疑是功劳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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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活动之外,辜鸿铭在西方的走红,与他的思想本身、机智幽默的文风及一战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不无关系。他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交往通信与思想碰撞,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和论文集《呐喊》先后出版,继续扩大了他名声的传播。一战后,德国东方文化浪潮汹涌澎湃,辜鸿铭尤为受欢迎,高校和学术机关中甚至出现过“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算得上是辜氏在德国的头号迷弟,他曾编译辜氏《呐喊》一书,声称:“并世同辈中,吾所佩服者当以辜鸿铭为第一”,他创立的德国著名青年组织“国际青年团”,其成员几乎无人不知辜鸿铭。当他得知辜氏在京生活困苦时,还亲自为其筹款,恐其不受,他特意将此款以辜氏在德所得版费为名汇至北京。
在国内,早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前的1915年,辜鸿铭便已凭借高超的英文水平和丰富的西方文学知识,以及他在西方愈发响亮的名声,而被聘为北大英文教授,尽管特立独行,却仍在北大享有不低的地位和声望。他还是近代中国向国内介绍西方诗歌的先驱者,最为人为称道的翻译,是以精彩的五言古体翻译了英国18世纪诗人科博 (William Cowper)的精品叙事长诗《痴汉骑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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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桀骜孤高如辜鸿铭 到底有何魅力 在西方走红 又为中国学者敬重】辜鸿铭并未从西方带回传说中金光闪闪的13个博士头衔,也并非首个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怪”犹在,而“才”名光环不减,其学识造诣并不能因此被一笔抹杀。在民国浩荡的留学大潮中,陈寅恪、潘光旦、钱锺书等知名学者出于种种动机和考虑,也并未一味追求博士学位,并不妨碍他们在其学术领域卓有建树,实力与声望并存。比起“作家”“文学家”之名,辜鸿铭更适合被称作一位“翻译家”“文化交流人”,或如西方人所言——一位“哲学家”。谣言背后的辜鸿铭,是一位古怪固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着卓著贡献的学者,对他而言,腹中有墨水足矣,“博士”头衔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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