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北纬四十度》：历史的可能性与历史的事实性民族|历史|汉朝|赵武灵王|文帝

《北纬四十度》展示了它自身的方法论：第一，从文学的角度弥补历史书写的缺陷；第二，从历史的角度为文学的历史题材写作补上了实证主义这一课。
【历史|《北纬四十度》：历史的可能性与历史的事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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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四十度》，作者：陈福民，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
《北纬四十度》里的故事非常漫长：它始于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代君主赵武灵王，时在公元前四世纪，讫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历时两千余载。全书所涉人物众多，他们大多和“北纬四十度”发生了关系，所以作为地理概念的北纬四十度还是一个历史概念。
“北纬四十度”的多义性
地理概念的北纬四十度与长城几近重叠，在它的南北分别生活着骏马驰骋的游牧民族与掘土开渠的定居民族。与此同时，历史跨度的介入，则使得这条纬线由共时性转向历时性：无论是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汉朝三将李广、卫青与霍去病，汉光文帝刘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抑或匈奴、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他们仿佛“共在”于一个作为历史概念的“北纬四十度” 。不同时空的人们千百年来于此遥遥相望。
“北纬四十度”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它包含着作者倾注此书的主要关切：“以长城为标志，北纬40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 ……围绕北纬40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 ……虽然不能完全变成对方，最终却也难舍彼此。 ”质而言之，文化意义的“北纬四十度”指向的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而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乃是“北纬四十度”的一体两面，对此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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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民，学者，批评家。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著有文学评论集《阅读与批评的力量》、历史文化随笔集《北纬四十度》等。
重估李广、卫青、霍去病
纵览全书，第一位出场人物是赵武灵王，他在公元前307年推行的“胡服骑射”首次显示了北方民族对定居民族的影响，这是汉民族第一次“师夷长技”——弃宽袍大袖，取短袍窄袖；弃步兵作战，取倚马弯弓——都城位于邯郸的赵国，职是得以将长城向北修筑至今天的达巴图音苏木。作者视赵武灵王为“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 ，说来《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里写到的北魏孝文帝何尝不是如此。两相对照，赵武灵王选择“胡服骑射” ，恰似拓跋宏将国都由大同南迁洛阳；前者是汉民族第一次主动向游牧民族学习，后者是游牧民族的“自我革命” 。
《汉家皇帝的滑铁卢》《失败者之歌》《青春帝国少年行》《在战争的另一边》组成了《北纬四十度》的“汉朝部分” 。这一部分始于“白登之围”（它开启了汉朝四百余年与匈奴断断续续的“和亲”），复又结束于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昭君出塞” 。
“汉朝部分”的中间段落，是作者逆太史公之笔法，对汉朝三将作出的重估。他在书中提醒我们特别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卫青与霍去病在《史记》中是合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战绩远在两人之下的李广反倒被单独列传（《李将军列传》）；第二，卫青与霍去病此后又被太史公“请入”《佞幸列传》，与邓通、赵同、李延年等人为伍。作者在此点明的，即是发端于《史记》的以个体道德水准图解历史的模式。既如此，司马迁记录汉文帝评骘李广之言（“惜乎，子不遇时！”），恐怕也是史家自我安慰之语：他在同样“子不遇时”的“飞将军”身上看到另一个自己，并投射出极大热情，又在卫、霍两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得以“遇时”的机巧：“贵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