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器上铭刻文字 , 约始于商代 , 最初的铜兵器铭文 , 都为族徽或有特定含义的单个字符 。 商代晚期 , 开始在兵器上铭刻尊贵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名字 , 最著名的例子是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妇好大铜钺 , 它是这位出色的商军女统帅的权力标志物 , 钺身上铭有“妇好”两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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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 , 物勒主名的兵器渐渐多见 , 如洛阳庞家沟出土的“丰伯”剑 , 洛阳北窑出土的“太保”戈 , 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匽(燕)侯舞戈” , 上村岭虢国基地出土的“虢太子元徒龙”等等 。
此时期也开始在兵器上铭刻使用军队之名 , 如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出土的“卫自(师)易”铜盾饰 , 辛村卫墓还曾出土一件有“成周”铭文的西周铜戈 , 类似的传世品也有多件 , 它或许是铜兵器铭刻置用或铸造地名的最早之例 。 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及其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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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器物勒主名在春秋时期越来越流行
兵器物勒主名在春秋时期越来越流行 , 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南方地区发展到了极致 。
其时江汉、江淮区城的列国权贵竞相在自用兵器上铭刻自已的名字 , 国君们甚至将装备其亲兵仪卫的武器也铭刻上自已的名字 , 或者铸造许多铭刻着自己名字的武器(如剑) , 用于礼赠、赏赐 。 而且 , 这些兵器的铭文大多装饰华丽 , 美轮美奂 , 鸟虫书和金银嵌错成为一时的风尚 。
如山西万荣庙前村出土吴“王子于之用戈” , 河南渐川下寺出土楚“王孙造之行戟” , 安微准南蔡家岗出土“蔡候产之用剑” , 铭文皆鸟书错金 。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 最令人诧异的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一次出土了80余件有“曾侯乙”铭文的铜兵器 , 以及晚清就多有著录 , 历年来南北各地又频频发现、为数甚丰的吴越王铭铜剑 。 特别是后者、不仅铭文精工华美 , 而且往往冠以
“自
作
”
之语 , 如湖北江陵望山出土著名的越王勾践剑 , 铭“越王鸠浅 , 自乍用剑” 。
【铭文|“物勒主名”:我国古代在兵器上刻名字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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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例子也屡见于其他诸侯国的兵器 , 如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一件战国早期铜戈 , 铭“口公之造戈” 。 这类铭文将工匠的业绩抹杀殆尽 , 也完全掩盖了实际的生产情况 , 唯有显贵者自我夸饰的意义 。 至于当时广泛装备军队的大量兵器 , 则几乎都无铭文 。
在战国初期 , 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迹象 。 1994年台北古越阁购藏的一件传出于浙江的越王州句铜剑 , 剑格上的铭文可以释为:
越王州句之唯用剑 余邗工利
余邗即后之余干(今属江西);“余邗工利”就是余干地方的工匠名字叫利 。 这也许是目前所见在兵器上铭刻工匠名字的最早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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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勒工名逐渐成为定制
到了战国中晚期 , 风气迅速地发生变化 , 尽管贵族用器物勒主名的传统仍延续不绝 , 但明显趋于衰落 , 而在大量生产、广泛装备军队的武器上铭刻产地名、工匠名的新做法则越来越流行 。
有必要指出的是 , 古越阁藏越王州句到仍为王公宝器 , 与之相比 , 在普通兵士使用的平凡之器上铭刻产地名和工匠名 , 无疑又进了一大步 。 从现有材料来看 , 这可能肇始于秦和韩、赵、魏诸国 , 正是在这几个国家 , 物勒工名逐渐成为定制 , 并发展形成了完备的铭刻体例 , 其内容包括制造武器的时间、地点 , 及与生产有关的各级人员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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