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他的心在田野——缅怀我的老师刘绪先生( 五 )


刘绪老师性格温和,待人随和,颇易接触。无论在田野,还是在燕园课堂,学生们有学术或者生活上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他也尽量抽出时间一一接待。在退休之前,他的办公室在博物馆209室,经常有学生前来咨询,谈完事,他还要亲自把来访者送出办公室,挥手告别。
他的心中经常挂念学生,不仅是在校生,也包括毕业多年的学生。在生病治疗的两年里,他整理过去的发掘资料,偶然发现过去学生考古实习的资料,就拍个照发给他们,留作纪念。每个收到照片的同学,都会感到无限温暖。我博士快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比较紧张,他比我还焦急。我工作多年都没有买房,他又是很着急,甚至要借我一部分钱作首付款。在我人生的很多重要时刻,刘绪老师都为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从不愿意麻烦别人。在生病住院期间,他总是以各种理由劝阻朋友、学生们的探视。偶尔有人来探视,他常常因为无法亲自送客而满脸歉意。
刘绪老师不止一次说,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是要特别感谢他的恩师邹衡先生。在曲村工地,从考古发掘到室内整理的各个环节,邹衡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辅导他。邹衡先生被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在学界,他的要求严格也是出了名的,正是如此,刘老师的考古学研究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刘老师也被誉为邹门弟子中,深得邹衡先生真传的学者。
刘绪老师一生恪守尊师重道的传统,对邹衡先生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之情。20世纪80年代后期,邹衡先生到曲村工地库房整理资料。夏天酷热难耐,因经费紧张,邹衡先生嫌电扇太贵,不同意买。有一次,刘老师去西安出差,看到有稍微便宜的电扇,就自费买了一个,从西安背回了曲村,安放在邹衡先生整理资料的库房里。在80年代至90年代,刘老师还协助邹衡先生完成了《天马—曲村》考古报告的编写,并执笔完成了周代居址部分。邹衡先生去世后,刘老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若不从先生学,无先生培育与提携,当然也无今日之我。如果说自己专业有所长进,学业感觉充实,则首先有赖于先生,得益于先生,对此我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刘绪老师对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怀有同样的敬重之情。退休之后,他接受了整理苏秉琦先生讲义、遗稿的工作。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他认真细致地整理一包一包的材料,出版了苏秉琦先生遗稿《战国秦汉考古》《另一个三叠层》。他说:“苏先生是我的老师,整理苏先生的遗稿,我责无旁贷。”
刘绪老师性格平和,与人为善,但内心也有刚正的一面。他曾对我讲过某单位评聘博导,连续两年邀请他为外审专家,评审的都是同一位学者。他认为这是一位当前非常活跃、卓有成就的学者,不仅在该单位,即便在国内,也是专业内的佼佼者,晋升应无问题,就很认真地填写了推荐意见。可惜连续两年,这位学者都名落孙山。他感到事情很奇怪,也很生气。第三年,当该单位又联系他做外审专家时,刘老师没有答应。他说,这样的评审明显跟学术无关,我可不愿意配合他们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刘绪老师对生活充满热爱,即便在生病住院期间,也时常把他对生活的热情传递给大家。他会在散步时,捡起几片树叶,摆成正在舞蹈的人形,拍照发给大家。那个舞者身形婀娜,动感十足,充满了活泼的生机。他多才多艺,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娴于多种乐器,工于书画,年轻时的画作在家乡获得极高赞誉。他的外甥曾说,如果舅舅不从事考古研究,或许现在就是著名的画家了。在他全身心投入考古工作之后,还保留着篆刻的爱好,在赠送友人的著作上就钤印着他自制的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