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陕西兰田泄湖战国墓发掘简报( 三 )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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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品
玛瑙柱1件（Ml ， l:9）。黄褐色，透明。长3.1、直径1厘米。 H端残破，有直径。 ?2厘米小孔一个，另一端无孔（图版陆， 4；图八， 9）
绿松石珠1个（Mll:10）。直径1、厚0.3厘米。中间穿有一孔，孔径0.2厘米（图版陆， 3;图八， 8）。
石珠1个（Mll：6）o灰白色，磨光，呈算盘珠形。直径21、厚1厘米。中间穿一孔，孔径0.7厘米（图版陆,5;图八， 10）。
骨管2件。均出自M6瓮棺葬中。 M6：l呈锥台体，外表打磨光滑，中心有不规则孔b杭2.5、台径1.1-2.3厘米（图八,11）。 M6:2圆柱体，外表打磨光滑，中心有不规则孔。长3.&、直径1.4厘米（图八， 12）o
铜珠1个。出自M11,残破。
三、结语
这批墓葬的时代，根据蓦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可初步定为战国中晚期。
从墓葬形制来看，我们发掘的M11和M8两座洞室墓，它们的墓道均大于洞室，二者方向一致，都在一条中轴线上，没有专门的封门槽设施，具有关中地区秦国早期洞室墓的特点。而与关中地区战国晚期流行的洞室墓，如凤翔高庄的77凤高M6,77凤高M46 ，西安半坡的战国晚期洞室墓等，形制特征差别较大。据此，可把这两座洞室墓的年代暂定为战国中期。 M3和M12的土坑墓也具有战国中期竖穴土坑墓的特点。至于M6的瓮棺葬，单从形式上不容易确定其年代，因为瓮棺葬的流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
从出土器物来看，大致也同墓葬形制的年代是吻合的。例如， M6和M11出的1式盆， M6、M8、M11和M14所出的釜,都与朝邑战国中期的竖穴小龛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式盆和M12的鬲还同洋西客省庄出土的I式盆和II式鬲相同。罐也是关中地区战国中期常见的形式。而且，它们还往往共存于同一座墓中。但是，这些器物在战国晚期也很流行。表明这几座墓早不超过故国中期，晚不能晚于战国晚期。
这批墓葬的随葬陶器还反映了如下组合特点。 M8、M11、M14的随葬陶器都由盆、罐、釜组成，罐、釜各一件，盆多则三件（M11）,少则二件（M8和M14）。 M6仅以盆和釜各一件作葬具，而没有用，罐。 M12则只随葬有罐和鬲各一件，而无盆和釜。这些随葬器物除了M8的两件盆，制作较粗糙，体形较小,似为专门的明器之外，其余的均为日常生活用陶器。尤其是釜，大多在腹和底部留有黑色烟危，显然是用日常生活用的炊煮器作为随葬品的。这些特点反映出墓主人大约是当时「些平民百姓，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地位，因此没有能力，也不能用显示王公贵族身份的铜礼器来随葬。尤其是M8、M10和M11三座墓埋葬距离相当近，都位于约一百平方米面积之内，且深度大体一致，只是方向各不相同。很可能这三座墓的主人有较近的血缘关系。似乎反映了战国时期关中地区流行的族坟墓制度的情况。
另外，几件少见的随葬品也值得注意。 M11出土的铜镜，直径不到10厘米，较薄，质地较粗糙，是战国中晚期素面镜的典型形式。这种战国秦镜目前发现的数量还不太多。 M11的这件铜镜不仅为研究战国秦镜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为这批墓葬的年代提供了一个佐证。
M11随葬的一件漆器，也是关中地区少见的战国遗物。过去仅在西安半坡战国晚期墓中发现过漆器，现在在战国中晚期墓中又发现了漆器。这些资料表明战国时期关中地区确已兴起了漆工手工业
还有M11陶器上发现的戳印也是相当重要的资料。 M11随葬的5件陶器上，除Mll：5的I式盆底部被破坏以外（估计底部原来也应有戳记），其它四件陶器上均发现了戳印。其中Mll:l的III式罐和Mll:3,Mll：4的I式盆上的戳印是相同的一个字（图七， 1一2）。只是罐上的字同盆的字字形相反。经我所陈公柔、叶小燕二同志考识为一“苣”字。《辞源》解释“宦”同芷” 。《史记?秦始皇本记》载：“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苣阳。 ”《索隐》注：“葬芷阳也广催”字印记的发现证实了史记中的记载。最近在临潼“芷阳°遗阳的调査中，也发现有相同的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