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敲钟”的绍兴人：疏离的王阳明，悲凉的鲁迅( 四 ) |王龙溪|钱德洪|朱子|王阳明

“良知”与“良知”
巧合的是，在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中， “良知”也是一个关键词。而且，宗教改革与王阳明创立心学几乎同时发生。
1517年10月17日，因为被罗马教廷贩卖赎罪券的行为激怒，路德在德意志维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订上了《九十五条论纲》，指出教皇没有赦罪的权柄，赎罪券售卖活动只能导致腐败；真诚悔过的人，无须赎罪券就可以获得罪罚的赦免。
他这些观点等于否定了教皇具有最高权威，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展开。 1521年4月17日，路德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受审，主审官要求他收回改革观点，被路德当场拒绝。路德说：“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俘获，我不能而且不愿意撤销任何观点，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愿上帝助我，阿门！”
什么是良知？以及良知的作用是什么？路德曾这样解释：“每个人的良知就有足够的驱动力，使自己的心忐忑不安，以至像一个穷困可怜的乞丐，见到珍宝就欢喜得不行，非要得到了才安心。真的，若是乞丐听到哪里布施钱财、衣服，他就不需要监守官的鞭打、强迫，而是自动地尽快跑去，以免得不到礼物。 ”
在路德那里，良知是一种否定性的内在力量，让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对恩典充满渴望。相较之下，良知在心学中，是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内在力量存在的。对于王阳明而言，良知既内在于人性，也引导人性走向完美、丰富。一个“致良知”的人，不仅仅不是贫穷的乞丐，反倒是一切不用外求的最富有的人。
因此，王阳明对良知的种种解释，也都洋溢着乐观色彩。比如：“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 ”又如：“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 ”
王阳明和路德所说的“良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是最高本体，而路德所说的“良知”没有本体性，是“被上帝的道俘获”的。
“致良知”的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让心学走向主观化。
王艮是倍受王阳明欣赏的王门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进一步强化了心学的这种主观性。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颜钧，在讲学的时候就地打滚，一边打滚一边说：“试看我良知。 ”对此，泰州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李贽认为，颜钧参透了“良知真趣” ，是个真性情的人，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那些人才是“无一刻不打滚” 。
李贽之所以要为颜钧做这样的辩护，是因为心学在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的同时，也越来越有流入怪异的趋势，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讥讽心学后人“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 。同为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虽然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严词驳斥心学，但也认为心学开启了“狂禅”之风。
四百年，又一个绍兴敲钟人
这些纷纷扰扰，对于王阳明而言，都是身后事了。
1527年，王阳明最后一次受命于朝廷，前往广西平叛。 1529年，他在归程中病逝于江西。临终前，留遗言于弟子：“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的弟子将他安葬在绍兴城外的鲜虾山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