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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蜻蜓眼纹玻璃管
在中国 , 公元前11世纪左右 , 西周工匠已经掌握了费昂斯制作技术 , 在珠玉组佩中广泛使用 , 并融入中国的礼制 , 形成“白色的玉璜等玉器+红色的玛瑙珠或管+蓝绿色费昂斯或绿松石珠”组合 。 眼纹饰玻璃珠于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即出现于中国新疆地区 , 又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 。 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 , 中国本土玻璃井喷式发展 , 特别是以铅钡玻璃配方制作眼纹玻璃珠饰层出不穷,还镶嵌于铜镜、带钩、车饰、青铜器等器物上 , 形成一道独特、靓丽的中国风 。
同时 , 眼纹、蛇纹釉陶珠和釉陶器是中国战国时期一种特别的器物类型 。 可能由本土独特铅钡费昂斯配方衍生出的汉蓝、汉深蓝、汉紫材料是中国古代“化学家”们的伟大创造 , 可统称为汉蓝族材料 。 工匠们亦将这类特异的人造材料制成珠饰、八棱柱等器物 。 汉蓝与古埃及的“埃及蓝”是异质同构人造材料 , 是东西方之间一次奇妙的“撞色”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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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玻璃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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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玻璃兽
展厅中 , 一件西汉的玻璃盘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 , 为浅绿色 , 半透明 , 成分是铅钡玻璃 , 呈现一种仿玉的效果 。 另外一件西汉的玻璃兽残件 , 成分也为铅钡玻璃 。 是西汉时期中国本士玻璃工艺的代表之一 。 江苏北部多处西汉王族草葬出十大件玻璃器物 , 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等 。
我们会发现这两件玻璃制品和我们想象中的玻璃是不同的 , 中国古代的铅钡玻璃 , 烧成温度较低 , 虽具有绚丽多彩、晶莹璀璨的优点 , 但易碎、不耐高温、透明度差 , 不适应骤冷骤热 , 只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品和随葬品等 , 比起陶瓷、青铜、玉石器来 , 玻璃器具用途狭小、发展不充分 。
玻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写作“颇梨”“颇装”“玻璟”等 。 “玻璃”的称呼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 。 北齐人魏收(507-572)《魏书》中记波斯国出“颇梨” 。 在唐代以前 , “颇梨”或“玻璃”都应指代天然宝石 。 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墨书物账与对应的出土文物证明了唐人所述“颇黎”为天然矿物宝石 。 两宋时期 , “玻璨”或“颇梨”已经普遍用于指代人造玻璃 , 如蔡像在《铁围山丛谈》中记从国外传入的“玻璎母”(玻璃料) , 周密在《武林旧事》记述清河郡王张俊向宋高宗献各形玻璃器等 。 至明清时期 , 玻璃延续两宋传统指代人造材料 , 如明代《格古要论》《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所记玻璃有关的条目和讲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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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马家塬大墓出土的组饰
此次展览也展出一组难得一见的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马家塬大墓出土的组饰 , 全套豪华珠宝服佩由兽面纹黄金扣饰、黄金带饰、红玛瑙、眼纹饰玻璃、汉蓝汉紫等珍贵材料组成 , 是目前中国出士战国时期最豪华的黄金服佩之一 。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地集合了西来眼纹饰玻璃珠、六棱柱珠、中国本土铅钡眼纹饰玻璃珠、费昂斯陶杯和汉蓝汉紫珠饰等东西方玻璃元素 , 是前丝绸之路东西文明互鉴的实证 。
展厅中 , 一件隋代玻璃瓶 , 通体绿色 , 为1957年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 李静训墓出土玻璃材质器物共24件 , 其中有7件玻璃器皿 , 保存完好 。 墓葬年代为隋大业四年(608年) 。 根据墓志和传世文献可知、李静训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 , 外祖母是北周太后杨丽华 。 《隋书》中记述何稠复烧本土玻璃成功、李静训出土玻璃器皿可为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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