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沉沦》出版100周年，郁达夫学术论坛杭州召开( 二 ) 许子东|游记|秋柳|青楼|中国

“郁达夫游记的上述特色对西方读者会有吸引力，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他那一代中国文人的特征。 ”白亚仁特别提到，西方读者对郁达夫在游记中经常提及的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同样对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充满兴趣，他此番重点介绍了郁达夫文学在韩国的翻译与研究。 2016年夏季，朴宰雨去马来西亚槟城参加华文文学采风活动。在写游记时，他发现郁达夫也来过槟城，爬过升旗山，留下了《槟城三宿记》和一些诗歌。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邵宁宁探讨了郁达夫山水游记中显现出的知识分子风骨。在他看来，郁达夫对于风景山水的看法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深远的联系，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乃至更早的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游记中虽然对山水的描绘很美，但他更关注在自然中存在的人文胜迹，他的山水游记有纾解人生苦闷和体认前人精神境界的双重追求。 ”
在此基础上，邵宁宁以《钓台的春昼》为例，分析了郁达夫的精神寄托与知识分子风骨问题，他认为郁达夫真正感兴趣的是寻访严子陵的精神，因为严子陵是知识分子独立风骨的象征， “因此，郁达夫山水游记中有文人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在转移人生苦闷的同时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认同与寻找。 ”
“刘海粟说过，郁达夫的旧体诗与散文游记水平高于他的小说。 ”许子东表示，郁达夫本人既有着中国古典的底子，也有着外国文学的视野，这在方法论上也给予当下的郁达夫研究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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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文学作品背后的郁达夫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教授王润华重返郁达夫自我放逐与死亡历史现场的东南亚，由此解读郁达夫的生活思想与文学世界， “我觉得这是郁达夫研究极其需要弥补的领域。 ”
他重点介绍了郁达夫对南洋文艺界的影响。郁达夫于1938年抵达新加坡后，针对南洋文艺界全盘照搬国内课题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他反对“死抱了鲁迅不放，只是抄袭他的作风” ，这一观点激怒了许多在新马的中国作家与本土华文作家。 “来到当时文化低落的南洋，郁达夫本应有中国中心的优越感，但他意外地不认同书写中国的主流，批评写作的题材与风格太受当时中国文坛的潮流支配。他另一方面也对当时本土意识过分强烈的华文作家有所保留，认为一味强调地方色彩而使作品主题退居到第二位的写作手法不是‘上乘的作风’ 。 ”
在王润华看来，这说明郁达夫具有边缘人的双重透视力。 “从留学日本到回到中国，郁达夫的小说散文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一直在自我流放。在中国他是圈外人、零余者、颓废文人、自我放逐者。到了南洋，他的心态就更加如此。他远离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厌恶霸权华语与集体意识。 ”王润华称，郁达夫还对南洋青年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温梓川、苗秀、威北华等，因此南洋华文文学中存在着“郁达夫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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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来自韩国的山东大学副教授薛熹祯以《沉沦》为中心，介绍了郁达夫对边缘青年人心声的书写，分析了郁达夫对青年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探寻。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大久保洋子则通过《日记九种》望向郁达夫，分析了郁达夫笔下“寒灰复燃”意象。大久保洋子认为，《日记九种》虽然记录了郁达夫当时的生活和思想，但因为郁达夫在出版前对日记进行了自我筛选，所以这其中也包含了作家自我表演的意识。郁达夫作为小说家的“重生”可能并不是通过爱情的满足后得到的，他的日记也不仅仅是爱情故事，还描绘了那个时期的社会，记录了他追求的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