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看播客｜伦理无法阻止战争，但让我们更接近和平（上）( 五 ) 主义|问题|伦理|思考|正义|战争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预防性战争的不合理。从私人关系入手分析，一个人先动手打你了，你有自我防卫权，可以还手。但是如果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说要打你，他就是自己天天在家里健身，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没有道德基础去伤害他。这就好比即便你想象这个人他肌肉发达了，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罪犯，国家也不能先把他抓起来，因为他没有做任何错事。类比来看，预防性战争（即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任何侵略意图的情况下，就开始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内在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无论从它的内在道德属性还是从对世界秩序的整体优化角度来考虑，预防性战争都站不住脚。
Steve：其实这是关于意图的判断，如果一方的铁蹄已经到另一方的边境了，这个时候意图判断就相对比较容易了。但如果它只是比如说试图发展自己的国防，或者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建设，不足以推断出它一定会对你有侵略行为；相比上一种状况，如果你要进行预防性的战争，那可能是不合理的。 “不想被欺负”和“会来欺负你”是两件事情。
Steve：这样看来，战争伦理学领域的研究，相当于帮助人类社会去做判断，一些战争是否合理。那么这种判断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袁源：哲学家想要做的是为万世开太平。哲学家想要去思考一种制度设计，它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
道德说理不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今天说服了几个人，他们每个人都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一点点。通过不断地去跟每个人的良心对话，那么当你说服了一些关键的人，或许就会发生世界历史的改变。
举例而言，联合国目前的战争法体系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比较晚近的事情。 Oona Hathaway 和 Scott Shapiro 在他们的《the internationalists》一书中把该体系的起源追溯到1928年签订的一个国际公约，《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又称《巴黎非战公约》。之前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它想打仗就可以打。倒不是说国家可以不讲伦理，而是说当时的国际法承认国家的任何战争理由都可能是道德上成立的。以前的战争宣言，可以是“我想要跟你进行自由贸易，但你居然不给我开放港口”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正义”的理由来打你；或者说比如美墨战争，你欠了我很多钱，你还不起，我让你割地给我，你不答应我就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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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非战公约》（Pact of Paris）或《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一项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和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由于该公约本身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下，所以该公约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但是该项公约是人类第一次放弃战争作为国家的外交政策。
因此，以前伦理的领域是完全放开的。只要我给个理由、我的国民相信了这个理由，我就可以发动战争。但是在二战之后，国际社会明确取缔了这些随意制造出来的战争理由的合法性。因为战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国家应该把战争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
目前的国际秩序以维护和平为核心目标，只允许之前我提到的两种理由（即自卫和有联合国授权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合法用兵的原因。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思考战争的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现在国际规则不再是国家任何时候想用兵就可以用兵。在二战之后，这套规则的运行比较顺利，二战后的整个国际秩序相对而言是比较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