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笔醒山河》01｜《天演论》是怎么“做”出来的？( 二 ) |天津|天演论|吴汝纶|吕增祥

许多人都提到严复曾拜吴汝纶为师，学习桐城古文。但实际上严复只能算是吴的私淑弟子，并非入室门生。如果从现存两人的通信来看，吴汝纶写给严复的信有 8封，最早的一封是 1896年8月所写，最晚的一封是 1901年6月；严复写给吴汝纶的信有3封，最早的一封是 1897年底，第二封在 1900年，第三封在1901年底。再者 1893年以前，严复忙于准备科举，而水师学堂所在地的天津与吴汝纶担任知州（1881—1889）的冀州，以及主讲的保定莲池书院（1889—1901）之距离，超过 150公里，难以当面请教。由此可见，两人认识无疑是严复 1880年到天津之后，但是比较密切的往来，应该是1896年至1903年之间的事情。
严复在1900年致吴汝纶的信中，谈到本身中学方面的背景，以及他与吴汝纶的交往。他感叹地说，如果早些遇到吴汝纶，自己在文章写作上，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严先后请吴指正《天演论》与《原富》译稿，并请吴为这两本书写序， 1902年，两人同在京师大学堂共事，直至 1903年吴汝纶过世，才告终止。 1903年春，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完稿，拟寄请吴汝纶作序，这时才听说吴已遽归道山，严复在该书《译余赘语》的最后一段中，以充满感伤的语调，写下无比的思念与感怀。
在吴汝纶的“奖诱拂拭”之下，严复对他深感“服膺” 。在晚清文界，吴师事曾国藩，乃桐城派后期大师，不但对古文有很深的造诣， “为文深邈古懿，使人往复不厌” ，也是严复所谓和郭嵩焘一样，是极少数的“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 。严复在他的影响之下，仔细研读姚鼐（1731—1816）所编的《古文词类纂》、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等书，并进而探究六经，以及曾国藩所推荐的七部典籍：《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因而在文字功夫上，获益良多。
吴汝纶又为严复译稿“一为扬榷”以求“斟酌尽善” ，《天演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严复寄给吴汝纶请求指正的稿本，现存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题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该手稿为墨书，并以红、蓝、绿各色笔做修改，其中黄、蓝色的批注乃吴汝纶所下。吴汝纶为严复修改译稿后，两人又有书信往返，讨论相关问题。根据这些通信，吴汝纶对严复的翻译工作，至少有以下的几点建议：一、强调精确的重要性。二、当翻译精确与文字典雅有冲突之时，吴汝纶主张“与其伤洁，勿宁失真” 。三、吴主张参考晋、宋翻译佛书的先例，将翻译文本与个人的论述严格区分， “凡己意所发明”归于文后“案语” 。四、更改标题：他建议“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 ，以明宗旨。五、吴汝纶斟酌字句得失，删除了一些原稿中不妥当之处。
从手稿本修改的痕迹可知，严复几乎完全接受了吴的建议。再者，严复接受大部分吴汝纶所拟定的小标题。由此可见，《天演论》以目前的面目出现，吴汝纶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纶虽不通西文，但是他从中国翻译传统所汲取的观念，使他对翻译体例、文字精确与典雅等方面，有很清楚的想法。尤其是一方面尊重原作、重视精确，另一方面以“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原则来解决信与达雅之冲突，此一想法对严复后来的翻译工作有深远的影响。
吴汝纶对《天演论》的贡献还有一个一般人较少注意之处，即《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一书。该书于 1903年6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同一年，北京华北译书局出版的期刊《经济丛编》第3册至第6册，也刊载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对照此一节本与目前各种《天演论》的版本可知，它实际上是录自吴汝纶的日记，也就是1897年春天，吴汝纶在为严复修改手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论》时“手录副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