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属于|重新思考什么是属于影视作品的文学性( 二 )


艺术虚构的最高形式并非故事 , 而是人物 。 《平凡的世界》中 , 在面对现实压力和人生抉择时 , 孙少平兄弟依旧坚守最初梦想和对爱情执着的追求 。 上世纪70年代 , 自尊好强的高中生农家子弟孙少平 , 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相爱 , 后郝红梅转爱家境优越的顾养民 。 倔强的少平回乡劳动 , 在经历了大旱、抢水、死人的事件后 , 断然拒绝侯玉英以进城为诱的追求 , 远离故土 , 漂泊揽工 。 哥哥孙少安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劳动 , 与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青梅竹马 , 遭到田福堂的剧烈反对 。 最终少安娶了勤劳善良的山西姑娘贺秀莲 , 转型开办了烧砖窑 , 走上了致富路 。 有不少读者说 , 在困难的时候有一本《平凡的世界》相伴就有了将路走下去的勇气 。
《人世间》中的秉昆尝尽人间冷暖的生活滋味 , 身上却有着满满的中国式的情义 。 他对小家充满道义担当 , 遭遇了那么多挫折 , 出狱以后 , 和原来的好朋友们一起开搬运公司 , 重新找回自己 。 编剧王海鸰说 , 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开放程度 , 周秉坤的价值观应该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 事实的确如此 。 写出底层小人物通过努力实现逆袭 , 体现社会正能量 , 引起人们共情 , 是小说原著也是影剧改编共同的创作秉持 。
《装台》里的顺子作为一个底层打工者 , 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他 , 他都认为装台是一份和艺术有关的活计 , 尽职尽责 , 吃苦耐劳 。 前妻所生的孩子引爆家庭纠纷 , 和现在的女人又是一个酸甜苦辣故事 。 人来人去 , 所寄居的城市 , 城中村一次次传来拆迁的消息 。 不变的是顺子做人做事的责任和担当 , 日子还得开心地过下去 。
《平凡的世界》《装台》《人世间》中普通人不求大富大贵 , 但他们努力改变自己 。 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 正如《人世间》的一句主题歌词:“草木会发芽 , 孩子会长大 , 岁月的列车 , 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 , 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 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 , 又融化 。 ”这些小人物的逆袭 , 正是当代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 , 也是能够吸引全域观众追剧的魅力所在 。
改编还要和形态转换、编码重译对焦 。
选定严肃文学IP进行影视化转换、扩容是一种再创造 。 文学长于对时代人生进行深刻思考 , 在语言、形象、讲故事方面也有优势 。 影视是综合艺术 , 其表现力无可比肩 , 且拥有空前强势的传播平台 。 在改编的时候不应该把积极的文学精神剔除 , 这不现实也不理智 。 但是也应该看到 , 具有一流文学元素的小说不能和一流的电视剧划等号 。 有些作品改编后甚至在收视上遭遇滑铁卢 , 固然可以责怪市场 , 责怪观众趣味 , 但更应反思的是对于影视文学性的认识 。 在要求影视剧具有文学品性的时候 , 不能忽视影视在承载文学性方面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 。 文学性进入电视剧不是主导 , 而是服务 。 这种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构建在影视剧先天有的规范和功能内 。 如果过分强调原著的文学性而忽视影视自身的表达方式 , 就是原作者亲自改编也未必尽如人意 。 将文学原著改编成影视作品时 , 如果充分考虑到后者的艺术特性与规律 , 哪怕牺牲部分原著的文学性 , 也会在影视作品中获得新的属于影视的文学性 。 应该承认 , 文学性仅仅是构成影视剧的一部分 , 只有把荧屏效果作为创造的最终目的 , 才可以使编剧将文学性优秀的作品转化为视听形态 , 才可以产生优秀的影视作品 。
回到《人世间》 , 编剧王海鸰强化、渲染着剧集的“过年” , 她认为 , 过年被赋予的意义在于既是周家一家人对团聚的渴望 , 也是展示国家与时代突进的窗口 , 而“六小君子”每年初三的聚会 , 也是时代和人情变化的记录 。 同时又通过和导演、原著作者沟通 , 最后决定把原著“改暖底色” 。 梁晓声通过小说《人世间》表达对人物命运的深切的同情和现实的种种不堪 , 具有现实主义深度 。 但是影视作为可视的形象是直接给观众的 , 没有小说那样大的空间去思考 , 没有不确定性 。 让人看到好人有好报 , 这也是一种观众期待 。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动 。 电视剧《人世间》后期的形式转换和编码重译也做得很用心 。 除了演员对角色的出色演绎 , 剧终 , 恍若隔世的光字片棚户区置景 , 嘎啦嘎啦自行车链条的音响 , 如怨如诉的主题曲“世间的苦啊 , 爱要离散雨要下 , 世间的甜啊 , 走多远都记着回家”余音袅袅 , 极大提升了小说原著的审美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