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郑在欢 。 /受访者供图
但坚持了两年后 , 他发现自己写的东西无处发表 , 出书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 在煎熬的日子里 , 他靠写一些短篇故事来调节自己的心绪 。 渐渐地 , 他发觉 , 好像这种形式的小说也很有魅力 。
他写下的第一篇叫《这个世界有鬼》 。 那段时间 , 人们都在关注着富士康员工跳楼的社会新闻 , 郑在欢在报纸上也看到了一篇与此相关的简短报道 。 报道里写 , 三个少年相约去自杀 , 最后 , 两个人离世 , 一个人幸存了下来 。
郑在欢以此为原型 , 写了这篇小说 。 在写那位幸存者时 , 他如是写道:“李青出院之后受到了各方关注 , 采访人员堵在他的出租屋里 , 反复问着他同样的问题 。 他只用一句‘活得太累’敷衍他们 。 他们给他请了心理医生 , 面对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 , 他只能说自己‘喜欢活着’ 。 ”郑在欢说:“我写小说 , 并不是想把故事讲成那种社会调查 , 我想追求的是 , 把一件事儿说得有趣、丰富而有弹性 , 如果写得太俗 , 或者我自己写得不爽了 , 小说就没意思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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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在欢作品《团圆总在离散前》 。
等到24岁 , 郑在欢觉得自己在北京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 他在那个夏天考虑着 , 要不干脆回到老家做个农民算了 , “与乡邻生活在一起 , 出门就能互相打招呼” 。 但等到真正回到故土 , 他发现 , 自己已经难以再适应那样的环境了 。 他说:“回去的时候 , 见不到年轻人 , 每天只能和大妈们、老太太们聊天 , 每次聊的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 ”蚊虫叮咬 , 生活单调 , 驻留了5天 , 他毅然决定 , 要回到北京 。
这次回京 , 他写了一篇名为《驻马店女孩》的小说 。 这个短篇故事 , 也像是他在重新审视自我的身份 。 他在当中写道:“很多次到达这里 , 又坐上火车匆匆离开 。 身为一个驻马店人 , 我只是驻马店的过客 。 ”写完这篇 , 他找了一份影视公司的工作 。 通勤与熬夜 , 成了他生活里最主要的两件事 。 在现实的挤压下 , 小说成了一个忽远忽近的幻梦 。
“真正好的文本 , 是和生活绑定在一起的”
对于如今的郑在欢来说 , 北京是盛放自己躯体与精神生活的地方 。 但在十几年前 , 这个城市之于他的意义 , 只是打工糊口的目的地之一 。 与媒体口中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90后不同 , 郑在欢的生活经历充满了波折 。
他的生母早逝 , 他由奶奶带大 。 因为继母不愿支持 , 他在读完初中一年级之后 , 就没再接受过学校的教育了 。 打工 , 成了他谋生以及逃离的唯一出路 。 他的第一份工作 , 是追随亲戚到保定的白沟镇生产箱包 。 每天早上六点到夜里十一二点 , 他都是在踩缝纫机中度过的 。 那时 , 他身边的人 , 大多与他相似——年龄小的 , 十五六岁 , 稍长一点 , 也不过二十岁出头 。 难得休息的时候 , 一群人混混日子 , 上个网 , 也就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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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好文本是和生活捆绑在一起的 。 /图·pexels
郑在欢觉得 , 时间长了 , 这不是个办法 。 于是 , 他又辗转余姚、宁波等地 , 寻找新的出路 。 但工作是看不到头的 , 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 , 也依旧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 他下班后 , 有时和同事一起上网、打麻将 , 有时靠读书来打发时间 。
那时流行韩寒和郭敬明的作品 , 他看了之后 , 觉得他们写的东西好像和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 他开始试着写下自己身边的人的故事 , 满街晃悠的辍学少年、留守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小孩、溃败的中年人 , 都成了他书写的对象 。 写完之后 , 他发现 , 快乐好像也多了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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