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洪氏藏明式家具擷珍——嘉德拍卖鉴赏（三）( 三 ) 雕刻

有明一代，皇室贵族、高官显宦们喜用拔步床，明中后期开始出现架子床，架子床是从拔步床简化而来，主要流行在江南地区。一些考古资料向我们证实了这个问题：
明初封国山东的鲁王朱檀，其墓葬出土一木製明器“拔步床” ，嘉靖中期的上海卢湾区的潘允征墓与苏州虎丘的王锡爵墓所出土的床，也均为此製，略有不同。朱檀墓与潘允征墓出土架子床，皆为床体四足与檐柱下植地板之上，而地板四面均衡分布十二足以承重。而王锡爵墓拔步床则为床体四足落地，檐柱下植床前地板之上。这些出土的拔步床，床顶架的重量都是靠床体和檐柱来支撑的。
万历年间王圻著《三才图会》列出的“床帐” ，就是王世襄所称“床上立柱，上承床顶，立柱间安围子”的“架子床” ，又叫“六柱床” 。这种床在万历年间《鲁班经》中亦有记载廊庑消失，床顶架已经成为床的一部分。
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严世藩父子获罪抄家所得清单中有“螺钿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52张”、“彩漆雕漆八步中床145张”、“漆大理石有架床1张”、“嵌螺钿有架凉床5张” 。 “八步床”即“拔步床” ， “有架凉床”应为四柱或六柱架子床。万历时期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所汇辑的《工部厂库须知》记载：“万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御前传出红壳面揭贴一本，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张，地平、御踏等俱全。 ”明确记载“四柱帐架床” 。可见，嘉靖、万历时期，架子床便出现了。
通过考古发现的不同时期拔步床的不同形态以及文献记载，可知架子床是从拔步床简化而来，当廊庑消失之后，床顶架子的重量便完全需要腿足来承担。
本件黄花梨可折叠式子母屉六足六柱架子床，两侧面中间足皆可拆卸，四角腿足可变短，变成一张四足睡榻，是一个平板型睡榻与架子床合二为一的两用床榻，当为拔步床与架子床过渡时期的产物。因不确定腿足对床顶架的承重能力，在原本四足的基础上，製作者又在两侧额外加了两根腿以辅助承重，原本的四足也相应加高。这说明，此床在作为架子床使用时，要比平板睡榻略高一些，也说明架子床在初创期是要配脚踏来使用的。而《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里有记载：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三日，郎中保德传旨：“着做松木床一张，长七尺五寸，宽五尺五寸，连架子高六尺五寸。不要甚重，做轻着些，周围安楠木栏杆架。钦此。 ”可见，架子床重的问题确实存在，于是在架子床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两条腿以承重，便也合情合理了。
作为大型家具的床，本应是固定之物，却要一器多用。我们推想，这是一件定製之物，为的是出行也可以舒适奢华，主人应是一位对生活有追求之人，不甘于单一的生活，喜欢追求多样化，由此也可见主人对其喜爱程度。
整张架子床尺寸宽大，挂檐、床围、立柱、活屉、腿足等部位均以活榫衔接，便于分解组合。设六根立柱，上有顶架。床顶与立柱间设挂檐，中有矮分格，嵌入透雕绦环板。挂檐、床围子、门板皆为整板透雕，与常见的攒斗有所不同，或许是为了移动过程中的稳固性，也或许与此床的婚嫁功能有关，是为婚嫁而定製的，但用料奢华无疑。床体正面围子和侧面围子雕草龙穿花纹，龙身呈S形，俯仰相向，卷转自如，间有缠枝莲纹，线条婉转。门围子雕麒麟纹，为早生贵子、子嗣繁盛的象征。挂檐雕鸾凤纹，两只美丽的凤头相对脉脉含情，为“鸾凤和鸣”之意，象征夫妻恩爱。从整床的纹饰看，这是一张与婚嫁有关的架子床。屉面编织卐字流水纹，致密有序。床身设六根弯带，床面边抹较宽，平直厚实，是为了适应活屉。束腰窄平，牙、脚圆格角相交，沿边起阳线，牙板正面和侧面铲地浮雕卷草纹，背面则为简约的壸门轮廓，同样起阳线，面面可观。三弯腿，足端雕刻卷草纹。可拆卸的腿足亦在沿边起线，阴刻卷草纹，与固有的四足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