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他证明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 三 ) |策兰传|保罗·策兰|沃夫冈·埃

《策兰传》资料翔实、叙事准确，策兰生命史上众所周知的一些事件，如克雷尔·戈尔的抄袭指控、与海德格尔的会面、最终的溺水而亡等等，都得到细致简洁的描述，其中暗含的一些“资讯码”也被一一揭示。
不止于此，《策兰传》也呈现了一个更加多面的策兰。比如，策兰并非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容，在“二战”结束后的布加勒斯特，策兰“会笑，会玩乐” ， “享受着爱情” ，有一大串的女友，喜欢与朋友在通信中玩文字游戏，并乐此不疲。
再比如，策兰也有热血澎湃的一面，与共产革命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策兰将‘带有道德宗教印记的社会主义’作为自身信仰” ，坚信“革命是‘别样的开始、下层的起义、造物的奋起——一次简直是宇宙性的彻底变革’” ，被朋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伤心人” 。 1968年的巴黎学运期间，策兰也曾情绪高涨，在大街上与人手挽着手， “同大家一起激昂地高唱着国际歌” 。二十世纪的众多革命瞬间，总是会激起策兰“共产主义者的旧日情怀” 。
然而，尽管策兰生命和文本中许多隐藏的内容被“破解”、被展现，策兰其人其诗就会被读者真正理解吗？对种种“资讯码”的破译与策兰所说的“只能远远地解读我”构成了何种关系？对策兰来说，与自己的读者，尤其是非犹太人德语读者之间“被一道深壑隔离” ，创伤历史无法将心比心地以语言的方式共享，因而语言只能“被表现为一种障碍” ，因为一旦读懂作品，便会产生与牺牲者和解的幻觉。因此，埃梅里希也为《策兰传》的写作设置了一条底线——“作为策兰诗歌的读者，只有尊重诗作的陌生性，才有权阅读它们。 ”
【保罗·策兰|他证明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无论《策兰传》解读多少策兰的“资讯码” ，也只是“远远地解读” ，埃梅里希始终意识到读者与策兰之间的那一道“栅栏” ，这“栅栏”宿命般地存在，无法移除，不能跨越，它就是与策兰“相遇”的方式本身。或者说，只有隔着栅栏，我们才能与策兰“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