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蔡京属于“扁平人物”还是“圆形人物”？( 二 )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蔡确|宰相

将蔡京与富歇做简单类比，显然忽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中国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喜欢将人物标签化、脸谱化，诸如非“忠”即“奸”、非“君子”即“小人” 。其实在历史的长廊中，多少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无法像楚河汉界那样将两者分得那么清晰。蔡京的复杂性在于他既“奸”又“雄” 。我是将“奸”和“雄”作为两个独立的词来理解的。他能将“奸”体现到极致，超越普通之“奸”；也能将“雄”挥洒到极致，超越寻常之“雄” 。这个“雄”也可以做双重解读：既有“奸之极”之意，也有“雄豪”之意。他的“奸”或许只是加速了一个王朝的覆灭。在岁月的长河中，其为害之烈很短暂；他的“雄”也许泽被后人，绵延不绝，至今我们还在享用他的智慧和创造。诸如他建居养院（供孤寡贫病者养老）、安济坊（医疗诊所）、漏泽园（穷人安葬墓地），兴算学、医学、书画学，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将王安石变法向前做了拓展和延伸，他在这些领域的创新之举，可能比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某些巨公伟人所做的更伟大。还有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无法抹去的一席之地。
【蔡京|蔡京属于“扁平人物”还是“圆形人物”？】蔡京最遭人诟病的罪状，当然是对政敌元祐党人的重拳出击，让他们不复有翻转的机会。但这一党同伐异的行为，并非从蔡京开始。恰恰是元祐党人，在元祐得志后列出北宋晚期第一份清党名单；也正是他们在实行元祐更化时，将当时变法派最核心的人物蔡确，贬黜放逐到岭南新州，开北宋将宰辅级大臣贬逐到岭南瘴疠之地的先例。新党曾以诗文置罪构陷“乌台诗案”使苏轼饱受折磨，而元祐党人则罗织更离谱的“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逐至岭南新州，导致蔡确客死流放之地。从本著中可以看到，北宋晚期朋党相斗手段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卑鄙，双方皆有逃脱不了的干系。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人因利益之争相互比“恨”、比“狠”、比“诈”、比“毒”、比“黑”，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其丑陋的一面。蔡京正是在这种相互恶斗的环境中，煎熬成了被世人厌恶、被千古唾骂的罪人、奸人。要追究党争相残之罪责，岂能让蔡京一人扛到肩上？在新党与元祐党人的恶斗中，之所以后世之人给予了元祐党人更多悲悯，是因为元祐党人中有几位声名显赫的伟人，如以诗文垂世的苏东坡、以史著《资治通鉴》不朽的司马光。另外，“靖康之难”则让新党所有人（不仅仅是蔡京）为之蒙羞，连王安石这样的圣人级别的能臣也被“小人化”了上千年。但如从政治角度考量，两派恶斗很难论是非。大抵上变法派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元祐党人则缺少真正能治国理财的栋梁。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塞满迷雾的纷纭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来精细考察历史人物的形迹，庶几才能稍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用一本书，为这样一个奇特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做一次精神图谱的透析，为其浇灌一尊铁铸的塑像，是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就让他身着相服，站立在通衢道侧，瞪大眼睛，注视每一位行人。任风吹雨打，任世人唾骂，任顽童攀爬，任其锈迹斑斑爬满藤蔓……
但他不会轻易地倒伏，他具有超强的抗倒伏能力。
他的眼睛是可以睁大，面对火辣辣阳光直射的。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两位至今未曾谋面的当代宋史学者：一是杨小敏博士，她的《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为我解读蔡京其人，提供了最初的向导和史料线索；其二是曾莉博士，她的《蔡京年谱》，是我书写蔡京时案头的必备参考文献。也可以说，没有这两部学术著作，就不会催生出这部《蔡京沉浮》。没有她们所做的基础性研究，笔者纵然再坐多年冷板凳，也不见得能写成现在这部《蔡京沉浮》。当然需要感谢的古今史学研究者还有很多，文中对史料来源均有详细标注，这里恕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