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者》余话（金台书话）( 二 ) |写作|作家|寻路者|鲁迅|巴金

许多年间，五四那代人一直吸引着我，研究新文化社团的思想，用去了我许多时光。不过，因为基础较薄，阅历有限，对于那代人的理解有着诸多障碍，最初几年一直不敢下笔，思想与材料尚无法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这本《寻路者》的主要文章，是友人催促的结果。有一次遇见时任《十月》主编的王占军先生，他请我开一个专栏，谈谈五四那代人。我知道这是对于我的信任，便随口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要处理的难点比想象要多，于是一写就是两年，大致留下了当年思考的旧迹。那时候白天忙于行政杂事，晚上伏案写作，却并不觉得疲劳。以感性的方式面对史料，能够发现诗意的存在。五四那代人，有真纯之气，驻足那些旧迹时，不仅有思想的洗礼，也受到了美的灵光的冲击。
那代人的不同道路，对于后来人的影响至今未消。我发现，将这些前辈看成“寻路者”也许更符合实际，因为他们都是不同路径的开辟者。鲁迅的抵抗之影、陈独秀的孤傲之气、老舍的京味之音，还有巴金的超俗之韵，撕裂了旧的词语之衣，古老的汉语涌出了新浪。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春水的涌动，所至之处，绿色泛波，花香飘动。面对这些遗产，有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
写新旧之际的文化人与社会思潮，有不同的办法，我希望能够将彼时的学术趣味进行文学化的表达。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就是这样处理记忆的，不过他是对亲历岁月的反观，有温度与爱憎。我们追踪那段历史，总还有隔膜的地方，倘不是深潜在资料里，贴近文本来描述旧影，总还是隔靴搔痒。避免这种局限，就不得不放弃以往的写作方式，调整叙述语态。而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正是确立自己思维方式的一种跋涉。我们说写作不都能看作是一种游戏，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比如写未名社的那一篇，事先看了一些材料。鲁迅为韦素园写的碑文，也在博物馆的资料室里。看那些同人们办的杂志，刊发的多是俄国文学的译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安德莱夫，文字都有些苦涩，思想性的部分透出译者的追求。比如李霁野所译《文学与革命》，是鲁迅催促而成的，几位青年不幸因之入狱。那时的文学活动，并非都是闲适的产物，他们还是怀揣着梦想的。我们的老馆长李何林先生是未名社后期人员，他偶尔和人谈起青年时代，一方面是革命，一方面是文学，生命呈现着燃烧之状。李先生一生追随鲁迅思想，与时风一直有着距离。馆里的老同志受到的影响很大，以致单位的风气仿佛也散出未名社的一些味道。
五四之后新知识人，有许多是精神的冒险者和引领者。我在描述巴金的时候，重点谈及他精神品位中圣洁的形影，从巴金纪念馆得到的图片与手稿复印品中，可体味到他纯然的一面。他在鲁迅启示下的寻梦之旅，对于世俗化的读书人无疑是一种拷问，描述这样的作家，也是一次自我教育。虽然巴金的矛盾与缺陷影响了他的深度，但那种不断与灰暗决裂的跋涉，也正是世俗之人最缺少的勇气。
人的一生，走路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沿着前人铺成的路而行，不需要思考，传统的士大夫是这样；一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或遇到丛葬，或碰见沟壑，这需要探索精神和毅力，五四那代知识人，有许多是这样的状态。现在回望这些寻路者，描述他们，许多时光深处的遗存，只变成了几许片影。满足于片影的捕捉是不够的，微茫之间，亦有非同寻常之意。细细体察，那些片影下是无数坚毅的足迹，它们述所由来，道其所往，是一条迷人的精神之图。坦率说，写透前辈的形影，并不容易，要悟懂他们，也许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