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麻烦的是洗漱和睡觉 。 封控刚开始那晚 , 大家都还挤在办公室里 , 或者自己找地方睡觉 。 第二天行政重新给每个部门划分了休息区 , 将所有会议室都腾出来用作临时休息室 , 大家会自觉在自己部门的“领土”边界贴上类似“非请勿入”的告示 , 避免人员交叉 。 公司在疫情暴发前就给每名员工采购了睡袋 , 也有同事自己带了行军床 。
公司有两间浴室 , 起初洗澡是受限的 , 大家也不敢去洗 , 怕交叉感染 。 在几轮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测后都是全员阴性 , 大家心态上也就稍稍放松一些了 。 因为淋浴有限 , 为避免拥挤等待 , 工作日白天也会有人去洗澡 。 上班时间 , 也偶尔看到有人穿着拖鞋湿着头发从我身旁走过 。
有同事开始穿着拖鞋上班
办公室到晚上就变成了“宿舍” , 到点熄灯 , 偶尔还会夜谈 。 下班后大家没事会一起在走廊里走走 , 学着手机上的健身视频一起做做运动 , 端着脸盆到卫生间洗衣服 。 洗完要么把衣服挂在窗户上 , 要么挂在外面的树枝上 , 总之靠近阳光能挂东西的地方几乎都成了晾衣架 。
我们大部分的恐慌、焦躁等情绪基本上在封控开始后两天内就结束了 。 行政团队和物业基本上算是“居委会” , 在封控第一天 , 就联络了各种应急物资的供应商 , 陆续按需分配给了每个人 。 一开始 , 大家都会互相问 , 什么时候能回家 , 但看着外面确诊数字与日俱增 ,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 “什么时候能回去”至少目前还看不太清 。
到目前为止 , 两周多的时间里 , 我们已经做过五轮核酸五轮抗原自测 。 核酸检测基本上每次都是临时的——防疫部门的人突然上门 , 大家就要下楼做核酸 , 无论手头上正在做什么事情 。 有时工作日正在开着重要会议 , 有时双休日正和家里人视频通话 , 但一个“下楼做核酸”就会把一切停掉 。 什么是“疫情就是命令” , 这些日子算是真的明白了 。
封控管理这段时间 , 上下班不再有明确的分界线 , 对时间概念变得模糊 。 按同事的话说 , 白天当“在线客服” , 晚上回归本职 , 真是在没日没夜地干 。
我有个同事是个责任心和执行力极强的女性 , 同时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 。 某天 , 听到她和家里人视频通话 , 电话那头两岁的小男孩一直喊“我讨厌上班” , 做母亲的则不断哄着小孩 , 音调、语气和平时大相径庭 。 封控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 但是对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说 , 心里会很难受吧 。
还有位马上要做爸爸的同事 , 因为出不了公司 , 没法照顾老婆 , 他老婆只能自己去医院待产 , 他也无法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孩子 。 还有些同事的家人 , 正在受病痛折磨而无法及时就医 。
对于我这种在上海和不认识的人合租、没有亲戚的男孩 , 在这段全城人都在艰难地数着日子熬的时期 , 封在公司对我而言也算是小庆幸 。 我平时不做菜 , 因为我不太喜欢和合租室友共用厨房 , 如果被封在家里 , 我可能真的会陷入饥荒 。 让我在这段疫情期间感到最幸福的一点 , 可能就是不用为抢菜发愁 。
封控之后的这段时间 , 我对外界的了解都来自于这块6英寸的手机屏幕 , 各种纷飞的视频、照片和文字都让我难以置信 , 饥饿、抢菜、冲突 , 各种消息令人难过 。 我希望这不是真的 。 可这些无论真假都难以掩盖一个事实 , 困难是真实存在的 , 有的悲剧是正在发生的 。 即便我被封在公司里的这段日子较为平和 , 可一旦资源无法满足需求 , 矛盾一样会凸显 。
这段日子大家生活、工作在一起 , 总让我想起做学生的日子 。 可我们毕竟不是学生了 , 我们是有家的人 , 即便房子是租的 , 也还是想回家 。 对于很多在上海定居、有家的人来说 , 尽管有时他们会说 ,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 但能看得出来 , 他们更愿意被亲情所圈住 , 而非疫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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