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三千年前古墓群——解读骆越文化“密码”( 二 ) _三千年

文章插图
【探访三千年前古墓群——解读骆越文化“密码”】追索：马头一带是否是骆越中心？史籍中关于“骆越”的记载显得似是而非。“骆”这个名称在先秦古籍中似乎没有见到，只在《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路人大竹” 。有人认为，“路人”就是骆人。《吕氏春秋·孝行·本味篇》：“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汉朝高诱注曰：“越骆，国名。”学界普遍认为，越骆只是骆越词序的颠倒。《史记》对骆越记载稍详，例如，《史记·南越列传》中赵佗上呈汉文帝的“谢罪书”称：“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如此寥寥数笔，远不能勾画出骆越的清晰轮廓。在缺乏文献记载的骆越研究迷境中，元龙坡、安等秧遗址提供了一些破解谜团的线索。骆越古墓群出现在马头一带，是否说明这曾是古骆越的中心？墓群遗址反映了骆越怎样的社会形态？当年参与元龙坡遗址发掘工作的学者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郑超雄长期从事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他认为，元龙坡墓地应是一个骆越人居住点的公共墓葬区，现代的壮族村寨附近，都有一个公共的墓葬区，称“鬼圩” 。从元龙坡周边环境看，现代马头镇政府所在地马头圩应是当时的居住区。“从墓葬群的规模可以推断，这一地区长期人口密集。”郑超雄分析，估计在商周至春秋时期，元龙坡的墓地已布满，所以在战国时期到安等秧开辟新墓地。根据墓葬数量，郑超雄给采访人员算了一笔“人口账” 。元龙坡、安等秧已发掘的墓葬共有436座，但加上尚未清理和已被自然或人为损毁的墓葬，可保守估计为500座。现代壮族农村多为三世同堂，按年龄计算，一对夫妻生到第三个小孩时，其父母已进入晚年，即是说祖父母去世时，儿孙辈已成有5口人的家庭。参照1∶5的比例，大致可推算马头一带已有2500人左右，除去时间差距数据，其常驻人口应在1500人以上。同时，考虑到战死或被俘的战士死后无法进入墓地，推算此地常驻人口在1500人以上应当是稳妥的。“这只是中心地带的常驻人口数量，而其势力范围内的人口还要远远大于1500人。”郑超雄说，马头一带除有元龙坡、安等秧遗址外，在马头镇西北约3公里的全苏勉岭还发现铜卣、铜戈，在马头镇南部约4公里的那堤村敢猪岩也有商代铜戈出土等等，分析统计周边考古发现情况，推测这一地区的人口在商周至战国时期在1万人左右。郑超雄从元龙坡出土青铜兵器的组成结构分析，认为当时骆越人已经建立了武装实体，出土的青铜兵器共有85件，占出土青铜器总数的93.5% 。“这些青铜兵器在现代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在岭南地区，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武器了。”郑超雄介绍，出土的青铜矛尽管埋藏在地下二三千年时间，仍然非常锋利。青铜钺共有两钟形式，一种是双斜弧刃，一种是单斜弧刃。双斜弧刃钺，两面自肩部至锋尖各有一道弯弧形棱脊。此类钺目前国内未见有出土实物，应是本地所产。单斜弧刃钺在出土的石范中有模?。?也系当地生产。匕首仅出土3件，茎部饰有精美纹饰，估计是首领佩带的武器，特别是其中一件长34厘米的匕首，在众多器物中绝无仅有，没有相当身份地位的人是不能佩戴的。“从出土器物还可以看出骆越与商王朝已经有文化交往。”郑超雄说，例如，全苏勉岭出土的铜卣、铜戈以及那堤村敢猪岩出土的铜戈皆系北方器物，这些器物应当是骆越与商周王朝高层次交往所获的赠送品。“骆越方国将本地土产进贡给商王朝，并获得商王朝的回赠。岭南至商国都路程有千里之遥，骆越的使节去而复返，说明他们有坚定的故国家园观念。”郑超雄认为。覃圣敏的《西瓯骆越新考》一文认为，从元龙坡墓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贫富开始分化、等级差别分明。在元龙坡的350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54座，占15.4%；有随葬品的296座，占84.6%，但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的差别不是很大，而品位档次的差别却很明显，说明当时的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贫富差别还不悬殊，可能正处在刚开始分化的初级阶段。墓坑的形制也反映了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大部分墓坑是简单的长方形竖穴，少部分墓坑却有二层台，是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反映。因此，从墓坑的形制、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品档次的高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等级：贫民阶层、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贫民阶层是那些无随葬品者，平民阶层是那些随葬一般器物者，贵族阶层是那些随葬高档次器物者，例如随葬铜卣和石范的147号墓，有可能是君王之墓。对元龙坡、安等秧墓葬群的种种解读使一些学者认为，马头一带就是古骆越的中心所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骆越中心所在地还需进一步考证。悬案：骆越西瓯是否为同支越人？除骆越中心所在地问题之外，骆越、西瓯关系问题也是骆越研究中讨论较多的话题。骆越和西瓯到底是两支不同的越人，还是同一支越人？因为在秦汉时期的史籍中，有时单称瓯或西瓯，有时单称骆或骆越，有时又连称瓯骆，致使后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西瓯和骆越是同族异称；有人则认为，西瓯和骆越是不同的两支越人。这个问题自古代开始争论，一直延续至今。认为骆越和西瓯为同一支越人的“同支说”最早见于南朝梁人顾野王的《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但这种说法在唐代以后，似乎无人再提，直到现代，有些学者才重申这种观点，如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认为，“骆越亦称瓯越或西瓯” 。认为骆越和西瓯为两支不同越人的“异支说”大约始于晋。晋人郭璞在扬雄《方言》卷一“西瓯”句下注曰：“西瓯，骆越之别种也。音呕。”唐人李吉甫、五代时后晋人刘昫等人，也将西瓯、骆越视为不同的两支越人。后代一些学者，如罗香林，沿袭了这种说法，明确指出“西瓯与骆，本为越之二支” 。但不同学者在划定西瓯和骆越的居地范围时，又大相径庭。这两种观点长期争论，至今未有共识。近年来，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从不同时期来看，两种看法其实并不矛盾。瓯与骆在先秦是两支不同的越人，但后来为了抵抗秦军南下，两支越人结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一直到汉武帝平南越后才不复存在，又分解为瓯、骆两支越人。所以，在历史文献中，指先秦和汉武帝以后的瓯、骆越人，是分开单提的；而指汉武帝之前的秦汉时期的瓯骆，则是作为同一支越人看待。“这是一种新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突破。当然，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可能就此结束，研究还会继续，争论也还会继续。”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李富强认为。此外，骆越名称的由来也众说不一。有说法是因垦食“雒田”而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河》中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还有人认为“骆”与鸟图腾或鸟崇拜有关，因为“骆”在壮语中就是“鸟”的意思。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