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的说 , 大不一样 。官话是随着朝代更迭变化而变化的,如唐朝的韩愈被贬到潮州仼剌史时,他可以到民间访贫问苦,与耕耘的农民交谈、与出海归来的渔民聊魚说虾、连鳄鱼伤人的烦恼事都可以与他倾诉;也促使他写了《驱鳄祭文》 , 并举行了隆重的驱逐鳄鱼的祭祀活动 , 果然鳄鱼吓得连夜游往东南亚各国,从此潮州的“鳄溪”再也不见鳄鱼的踪影,人民对韩愈感恩戴德,把“鳄溪”称之为“韩江”以示纪念(此举迄今韩江边建纪念亭和石碑刻录记载,但现在许多专家持不同意见 , 说是唐朝恰遇地球气温突变寒冷,潮汕地区的温度急降到0度以下,所以鳄鱼纷纷游往南下的热带国家去了,韩愈的《驱鳄祭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遇到气温突变 , 不是他的文章有多大的威力) 。他还时常到百里之外的潮阳的灵山寺与大颠和尚谈佛教叙茶趣(原来他是因为反对皇帝迎佛骨而被贬的);他当时在今天的潮汕三市穿来徒去,他可以与上至达官贵人乡绅,下到庶民劳作布衣随时随地亲切交谈,不见有任何记载需要翻译的 。所以说当时的潮汕话(河洛话)就是唐朝的通用语(官话) 。当然 , 统治者的喜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过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其通用范围;比如民国初期,因为辛亥革命有“驱逐鞑虏 , 恢复中华”排斥游牧民族的口号,北方各省的语言由于历朝历代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 , 特别是元朝九十多年的统治,许多北方语言都有蒙古族语言的影响 , 如汉族人的“兄”,蒙古语就叫“哥哥”;汉族人的““胡同”原是蒙古语“井”的称呼;汉语的“站”是蒙古语停下来休息的地方;还有许多没有代替的名称;如“戈壁”“敖包”一直在汉语中使用 。清朝的满族人统治中国时间更是长达270多年 , 加上科考选拔制度对汉族知识分子影响就更大,所以满语融合进汉语的成分就更多,许多满族语言已经与汉语长期共用,许多不用的古汉语也自动消亡了 。比如潮汕话还保留的古汉语的许多名称已经被许多其他民族的叫法所代替;如“鼎”已经被“锅”所代替;“箸”被“筷子”所代替;“吾、汝、伊”被“我、你、他”所代替;“樽”被“瓶子”所代替;“滚水”被“开水”所代替;“食”被“吃”所代替等等 , 这也是民族融合的必然,却能够在不受其他民族语言影响的潮汕方言中继续使用,这是可以在文言文中看得到 。民国初期,在考虑如何用法律手段来确定用什么语言来作为中国通用语的问题上,专家学者也众说纷?。踔琳奂ち?。如今天的普通话为什么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东北话为基础的语言作为通用语?前者是满族人官员和八旗子弟集中的区域语言,后者是满族人的家乡的语言来作为通用语,是完全考虑北方各省的语言几百年来受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孙中山在召开第一次国民大会时就考虑语言的使用地域和人数,不同意用南方方言来作为通用语是有道理的 。当时许多语言学家认为中国是汉族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 , 应该用古汉语的隋唐的河洛话语系(现在因为融合了闽族等南粤百族的语言,被称之为闽南话,因为各地区的融合度不同,现在分别是:潮汕话、海陆丰话、湛江话、海南话)有的提出用秦汉时期成分较多的粤语系(也称白话)来作为国家通用语(即官话),讨论意见不尽相同,因为国会代表广东人居多 , 语言学家关于广东方言保存古汉语的理由充足,所以提出用广东方言作为国语的提案也理所当然的,但作为广东人的孙中山毕竟是一代伟人,他还是从大局考虑,从北方各省的语言基础出发 , 认为以北京话的语音为标准 , 以东北话为基础来作为国语比较好 , 所以就否定了国会的提案,才有了今天的普通话,也就是官话 。历史证明;官话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与朝代更迭、民族融合、统治者意志的关系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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