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到利马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利马想走不能走的尴尬后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五 ) _利马想走不能走的尴尬后真相

随着“礼仪争论”的发展,欧洲关于中国的书籍汗牛充栋.汇通中西的耶酥会士们不断翻译或者编著关于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书籍.翻译的中国经典包括《大学》、《中庸》、《易经》、《书经》等,编著的主要的书目包括《中国现状志》、《中国现状新志》、《中国皇帝传》、《耶酥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之哲人孔子》等,还有介绍中国历史及国情的书籍如《中华帝国史》、《中国新图》等.
以法国为例,“到1720年,国王（路易十四）的图书馆已经拥有超过1000卷中文书,接着,这个数目飞速增长……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印刷出版一套在中国评价最高的丛书,包含了160,000卷.传教士们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在18世纪,法国知识界很熟悉中国社会制度的大概,甚至有人说法国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本身某些地区的了解.”
路易·德·鲁·圣西门的《回忆录》第51章说到：“有关中国的争论已开始在诸如孔夫子和先祖的礼仪等问题上大肆喧哗了……耶酥会士们允许其新教徒这样做,而巴黎外方传教会则禁止他们的人这样做.前者坚持认为这些礼仪纯粹是世俗的,而后者则认为它们是迷信和崇拜偶像.反对耶酥会士们的这场诉讼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人们写了许多范围非常广阔的论著,提出了许多问题,列举了事实,掌握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多部完整历史的著作”.
“礼仪争论”在欧洲主流社会影响巨大,教会、思想界都加入讨论中.这种争论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文化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寻求精神解放的欧洲哲学家们,惊喜地从耶酥会士们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中发现了新的精神世界.他们看到,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秩序的国度竟然不需要神的启示,而可以建立在无神论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
当时介绍到欧洲的所谓儒家思想,既包括孔孟的思想,也包括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思想.耶酥会士们把这分别称为“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他们极力证明儒学思想中的“天”以及“天理”,跟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想证明儒学的根本之处,跟基督教不相违背.
然而,这终究只是耶酥会士的误解或者是附会.无论是所谓“原始儒学”还是“新儒学”――宋明理学,其实都认为世界有自身的道理,并不承认是由有人格的上帝所创造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揭示着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自然有着本身的规律.这里并没有类似基督教“创世纪”的思想.
虽然宋明理学已经是中国文化趋向保守僵化的表现,但至少也在宣扬一种“天理”,倡导自然的法则和精神,所以当然是无神论.所以从根本之处看,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同的.传教士们要找出中国文化思想与基督教的相同点,却是那些正在寻求思想解放的欧洲哲学家们,从耶酥会士们的介绍中,看到了反宗教专制和政治压迫的有力的武器.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不论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或是新君主主义者,几乎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没有奇迹、启示或圣事的常识的‘自然宗教’……在欧洲异教的古代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对儒教那样地正式采纳过这种类型的哲学.法国的自然神教者相信他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作为全国崇拜的‘哲学家的宗教’.”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 .
很多的西方学者经过研究后认为,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文化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家,进而促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学者孟德卫评价说：“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异己的希腊罗马权威和基督教相调和,这就为17世纪基督教与中国哲学相调和提供了先例.随后,在18世纪的法国,没有神圣启示的儒学,作为一种令人赞赏的哲学被反基督教的启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论和开明专制的中国君主成了启蒙思想家向欧洲宣传的极好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