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到利马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利马想走不能走的尴尬后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六 ) _利马想走不能走的尴尬后真相

英国著名学者赫德逊认为：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宣传的宗教.法国学者安田朴说：“尽管有传教士的入侵,中国被欧洲化的程度则远没有基督教西方的中国化程度明显.”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欧洲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相当积极：“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更是有人评价这段历史说,“启蒙哲学家们简直把孔子当作他们自己的圣人”）德国学者赖希魏因更认为：“孔子是（欧洲）这个世纪的守护神”.
（2）中国文化帮助构建欧洲的“理性”
理性,作为哲学生发的源泉,是启蒙哲学家们心中的明灯,也是欧洲摆脱神启而部分回归人本的必由之路.而欧洲哲学家们“理性”哲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启示.
综观启蒙运动时代欧洲哲学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果说欧洲的理性哲学的建立,没有中国文化在其中的促进,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当时的欧洲,普遍崇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形成了全欧洲范围的“中国热”.当时所有的欧洲哲学家都涉猎了中国文化,他们发现了中国文化具有无神论以及他们所认为是“理性”的东西,而所有这些,正是他们要寻求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精髓,勉强冠以一个名称叫做“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禅文化认为,“挑柴担水,无非妙道”.“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语言却又不能把握它的实质,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所谓的“道”,勉强用文字来形容,是指“小我”跟世界的完全融合,是一种“心物一如”的体认.老子又说：“道法自然”.这“道”,当然不承认在此生动的自然之外,还另有主宰存在.“道”所体现的当然是无神论.
中国就是深蕴着“道”这种文化思想的国家.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实践着这种文化思想.那么,欧洲的哲学家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中国文化同当时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和封建专制相比,是一种平实的体认自然的文化.他们看到,一个东方民族按照自然之道而不是神的启示在生生不息地延续其文明.“道”这种东方思想,经过耶酥会士的介绍和欧洲哲学家们脑中的盘桓,演变成了欧洲的“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人的“理性”并非等同中国文化的“道”.理性终归是思维领域的活动,只是这种理性不认为有外在的主宰存在,并认为人凭着思维就能够发现世界的真相.这“理性”跟“道”是有根本差别的.“道”是必须脱离思维窠臼才能体证的,而“理性”终究是思维活动.
从思想的相似性来说,欧洲哲学家们的理性哲学,跟宋儒理学的思想体系更接近.“理性”和“理学”,同一个“理”字,显示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理学是“道”的精神趋于有形化和思维化的表现,而这正好和欧洲人的“理性”相类似了.
谈起欧洲哲学家受到宋儒理性哲学的影响,这里要谈到当时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的另一个情形.耶酥会士努力融合基督教与所谓原始儒学的精神,努力证明“天”“神”“上帝”这些名词跟基督教的“上帝”为同一个概念,而对于宋儒理学则持批判的立场,对宋儒的“理”和“太极”,认为是唯物主义.而当时欧洲学界对中国文化的争论,对宋儒理学是否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争论是一个焦点.耶酥会士们否定宋儒理学,然而反对宗教蒙昧、崇尚理性的欧洲哲学家们,却从理学中看到了他们想建立的东西――理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