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又一出圈神作，中国宪制文化知识考古( 二 ) |王人博|汉语|传教士|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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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众所周知，中国宪制发端于“近代” ，是中国“近代”自身的产物。其界标就是那个被无数次说起的年份——1840年。这之前，中国的现状再不济，中国人依靠自立的制度和文化处理问题的信心还是有的。 1840年之后，面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国人依靠传统智慧与经验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吃力，而对付艰难时局也总是捉襟见肘，缺乏有效的路子。在窘迫面前，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方略，对经世致用的儒家官僚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这些人既能唱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调，也能实实在在面对问题。 “学习” ，先从易处下手，正如一个人的开蒙要先从小学开始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宪制制度与文化的生成就是向西洋（列强）学习的结果。学习首先要理解学习的对象，懂得他们的语言以及由概念、术语组织起来的思想、观念。这关涉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 。没有翻译就没有理解，因为让每个人离开自己的母语去阅读是不现实的，掌握自己母语之外的“专业”更是不可能。学习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浅显到深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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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就把西语中的宗教以及部分科学概念、术语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这些最早来自西洋的陌生知识被部分地收进清代的《四库全书》。
事实上，这类知识并没有引起中国儒家官僚知识分子的多大兴致——对于一个思想、精神自立的文明体而言——它们被看作多余的东西也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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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以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不断涌入中国，为了其神圣的传教事业，他们对翻译自己的文化产品给中国人投入了极大热情，为此还编纂了类似于辞典的外语工具书。西洋的自然科学，以及有关的基本政治、地理概念、术语开始比较系统地进入汉语系统。至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了推行洋务运动，外语学校在中国本土也随之开办起来。其师资既有专门聘请的外语教师，也有深通中外语言的传教士。后者在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异常活跃，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除了与富强直接相关的科技概念、术语大量输入汉语以外，其对政治、法律制度与文化的翻译也开始增多起来，一大批有关这方面的词汇进入汉语语言。 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完成的《万国公法》（《国际法原理》）是其标志。这些被译成汉字汉语的概念、术语也传至同一时期的日本，并系统地进入日语成为日语汉字词汇，为日本的近代化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表达底座。 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日本在中西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中国把日本看作学习西洋成功的典范，而日本也陶醉于自己的这个角色。这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日本不再从中国输入由传教士发明的那些有关政治、法律方面的汉字概念、术语，而开始了自己创造（翻译）汉字新概念、新词语的工作。
从表面看，因为传教士的翻译大多是由传教士本人口授，然后由其中国助手通过记录而完成的，它通常被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官僚诟病缺乏汉语的美感——“雅训”（文体的美感）；而从深层看，中国败北于一直被自己看轻的日本，这也间接说明了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洋新概念、新知识的事业并不成功。另一方面，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中国士大夫官僚也放弃了传教士的努力：一是大量接受来自日本翻译的汉字概念和词汇，二是着手自己翻译。后者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包括宪制制度和文化。严复是其中一位出色的典范。他不但翻译了西洋社会科学作品，创造了至今仍被沿用的概念和术语，而且确立了汉语翻译的三个原则：信、达、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