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的考古遗址 , 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北、华中、西南、华东地区有密集分布 。 比如 , 在黄河“几”字形段和中下游沿岸散布着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山西中西部的柳林高红商代遗址、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等 。 在长江沿岸有大量古文化遗址 , 比如 , 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湖北鸡公山遗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等 。 这些均是黄河、长江流域孕育文明的重要实物见证 。
在持续发布“十大发现”的30余年间 , 我国历史遗存密集地区的考古成果非常丰富 , 重大发现迭出 。 从历年评选推介项目可以看出 , 文化遗址富集量大的河南、陕西等省份 , 入选项目量也较多 。 河南是公认的地下文物大省 , 几乎年年有项目入选 , 2007年更是有多达5个项目一同入选 。 陕西也多次出现年度入选两个以上项目 。 河南和陕西 , 共计有78项考古成果进入历年“十大发现” , 约占到总量的24% 。
在2015年前后 , 重大考古成果出现了新的分布趋势 。 “十大发现”的空间分布更趋广泛 , 多年未有项目入选的省份 , 如吉林、黑龙江、北京、宁夏等都有新考古发现入选 , 海南则以“沿海地区史前遗存”在2015年入选“十大发现” , 实现了该省在此方面“零”的突破 。
从地理区划空间来看 , 我国西北地区入选的“十大发现”数量增幅最大 。 截至2005年时 , 西北地区还只能列出16项成果;但到2015年 , 入选总数就上升至33项 , 到2022年总数达到52项 , 呈现每5年就有阶梯式增长的态势 。 西南地区在2011年后出现较大增幅 , 近年来每年均有1项以上入选 , 目前已达到36项 。 考古工作在地理空间的不断拓展 , 丰富了我们对祖国辽阔疆域上不同文化的认识 , 也扩展了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的了解 。
先秦考古成果
占半壁江山
从历年“十大发现”可以看出 ,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的考古成果约占到总量的55% 。 这其中包括世界遗产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和殷墟、被誉为“中国文明的前夜”的陕西石峁遗址、“夏都”河南二里头遗址以及四川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 。 这些均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推动下取得的重要成果 , 对于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解释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整体面貌具有重大意义 。
秦汉以后入选“十大发现”的遗址、墓葬项目数量虽然略少 , 但基本覆盖了主要历史时期 。 其中汉代考古成果最多 , 达到37项 , 南北朝(14项)、唐(16项)、宋(17项)、辽(7项)、明(10项)时期成果也相当可观 。 历史延续时期较短的秦(公元前221年以后)、魏晋、隋、五代、金、元以及近现代也有项目入选——“十大发现”已能大致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时空序列 。
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让真实的历史信息更加清晰、全面、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 比如 , 2021年备受瞩目的“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 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 , 更正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 , 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 。 2019年的“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 满满的船货再现了南宋手工业经济和货运交通的发展盛况 , 彰显了南宋时期中国与周边区域海上经贸活动的繁荣景象 ,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见证 。
入选项目
类型丰富、成果丰硕
320项“十大发现”入选项目涉及的类型非常丰富 , 既有帝王陵寝、诸侯王(后)墓、贵族墓等 , 也有聚落址、洞穴遗址和城址、建筑遗址 。 进入21世纪 , 聚落和建、构筑类的入选项目数量明显多于墓葬类 。 在2022年度评选结束时 , 墓葬类项目总计89处 , 聚落类和建、构筑类项目则都达到103项 。 这客观反映出 , 在理论、方法、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 , 考古工作者对聚落遗址、城址、建筑基址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重要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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