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 , 日记也是一个很好的校准工具 。 像我们有时候做编目 , 要写清道光三年某某刻本 , 好像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成书时间 。 那我们去看日记会发现 , 三年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而已 , 因为前后拖了很久 , 或者标注的时间跟实际的时间有偏差 。 我以前看缪荃孙日记也有这样的感触 。 所以日记能够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当中去 , 让我们重新看到这些鲜活的细节 。
最后 , 在使用日记时 , 也要特别小心 。 日记不像我们现在写的标准的学术论文 , 有完整的框架和清晰的论述 。 这就需要注意日记中那些没说、略过的话或者隐晦的言辞 ,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仔细琢磨的 。 所以我觉得去研究日记、书信、题跋 , 真的会有不断的小发现以及好玩的点 。
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我整体的一个感觉是 , 李慈铭日记除了可用于他本人的研究外 , 可能还可以用于讨论近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 , 清代学术史以及更早的文学史等 。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 我也重新阅读了日记 。 最大的感触是 , 日记当中的“公”、“私”方面 。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首先比较认同张舜徽先生“年逾五十 , 而犹困于场屋”的论断 , 有一定知人论世的道理 , 这也是从“私”的方面来讲 。 同时我理解的“私” , 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偏见和恩怨 , 还可以通向“公”的层面 。 就是说“私”虽然肯定有偏见 , 但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更关注这个点 。 因为一个公共事务 , 一个国家事务 , 它有无数个点 。 如果不处在这个位置上 , 你不会特意去关注 。 在这个意义上 , 我觉得日记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观察近代文学交流史的视角 。
刚才张老师提到的李慈铭和赵之谦的恩怨 , 大概可以归结于私人是非 。 但有些私人事件 , 我认为还需放到近代史的公共层面上去讨论 。 以往在读某人的诗歌时 , 有条件的话 , 我们还会借助日记、书信之类的材料加以解释 。 那么反过来 , 把日记中的片言只语和诗文对照使用 , 或许也能达到相得益彰的目的 。 我今天举的例子是关于晚清清流的 , 主要指前清流 , 即光绪初到光绪十年之间的这一波清流人物 。 从私人交游来看 , 李慈铭最熟悉或者比较早熟悉的前清流是张之洞 。 这一时期李慈铭日记的一则记载 , 反映了很多信息:
近日北人二张一李 , 内外唱和 , 张则挟李以为重 , 李则饵张以为用 , 窥探朝旨 , 广结党援 。 八关后裔 , 快捷方式骤进 , 不学无术 , 病狂丧心 。 恨不得言路 , 以白简痛治鼠辈也 。
看到这条材料 , 我首先想到的是之前提到的李慈铭的个人经历 。 而结合郭则沄《十朝诗乘》中关于清流的记载可以发现 , 清流对当时官场生态有潜在的威慑 , 这也是李慈铭身处的一个大环境 。 我们如果只读日记这一条 , 当然可以认为李慈铭有某种功利心 。 但了解他立论的大背景后 , 便能明白这不仅是他和张之洞从交好到交恶的关系变化的反映 , 也体现了他对这种风气的不买账 。
此外 , 李慈铭还有许多写于光绪初年的诗 , 如“方今时世重年少 , 弄姿搔首交称工”、“白面少年书累上 , 禁幄颇闻屡称赏”、“常僚骤擢跻公卿 , 或驰虎节莅百城”等 , 在我看来都指向同一波人 , 即前清流 。 当然诗歌语言 , 还比较玄乎 , 不能够一一去证实 。 但他的文章《暨艳论》则明确指向清流群体 , 其中言“昧者不察 , 汲汲以分别邪正为己任 , 无论其识之未必精 , 事之未必公也 , 即尽出于精与公 , 而惟恐世之不我知 , 悬一身以为众矢之的 , 而其祸不可胜言矣 。 ”联系后来历史来看 , 李慈铭可谓是不幸而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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