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聆雨子：我们需要哀叹功夫片的没落吗？( 二 ) 替身|电影|社会|年代|香港|经历

典型例子是香港——华语功夫片当初最辉煌的生产地。
以前就提过，香港电影，最大特点即为“明明是国际大都市，却处处涌动着一股江湖草莽气” 。因为漫长而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里，它几乎始终置身于顶端秩序的缺失当中：有庞杂的社会肌理，却少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建构与打理。
江湖作为功夫片的血统基壤，固然具有粗粝的鲜活、跃动的生机、英雄不问出处的自由，可江湖的另一面，往往就是鱼龙混杂、丛林法则、无契约无保障、胜者为王的暴力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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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庙堂”的缺席而独自活跃的江湖，其背面，注定是一片巨大的、泥沙俱下的道德灰色区。
这个灰色区，对普通民众来说，还真不见得是好事。对电影来说，它倒是能提供不少传奇，但这属于“江山不幸诗家幸” 。
而九七回归之后，尤其是这些年来，香港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再秩序化”的过程。
所以，功夫片的淡出，也许，恰恰意味着现代制度与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意味着社会趋于成熟和理性，意味着少年人不再狭义地曲解“血气方刚”、成年人不再天真地幻想“侠以武犯禁” 。
人类经历那么多年的跋涉，才走到用法律和道理说话的时代，又何必急着，在刀光剑影的白日梦中，回到靠拳头说话的阶段？
往日的辉煌，其实很多变
可是，找再多让自己释怀的理由，总难免有一点惆怅。毕竟，既往的成绩，相当彪炳。
但这个彪炳，并非固态静止、顺理成章的，更不是因为老祖宗武艺卓绝就直接“躺赢”了的。
它经历过艰难和曲折的探索，多次找到新的生长点与增值空间。
功夫电影的繁荣可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单一个《火烧红莲寺》系列，就三年拍出过十八部，用今天的说法，妥妥的大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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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低级趣味的荒诞不经，充斥蔓延到六十年代，眼见着低谷越陷越深。
然后，香港邵氏影业出了两位导演，即大名鼎鼎的张彻和胡金铨，他俩的创作，第一次在刀光剑影里，注入了书卷气和文学意脉（你会发现，这个方向和后来的金庸特别一致），《大醉侠》《独臂刀》等神作，至今还在圈子里被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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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直作为消遣娱乐、不务正业、打打杀杀代名词的“武功” ，才登上前所未有的格局和境界，作为一种文化学概念、一条精神谱系和一份世界观，被重新定义与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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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感派”相对，徐克的《新龙门客栈》《蜀山剑侠》则走向了梦幻化、写意化的极致，把千古侠客梦里最浪漫的那点墨迹，渲染成舞蹈一样的华典诗篇。
这条路径的集大成者，则是李安的《卧虎藏龙》，儒道文化的境界营造、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让整个西方瞠目结舌、如痴如醉，一举捧回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