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国产涉案剧三十年：“变与不变”( 二 ) 命案|涉案|社会|人物|情感|叙事

这些还原罪犯犯案的动机、心理及作案过程的采访片段作为一个部分，与电视剧情节有机结合，从而成为完整的电视剧叙事主体。
“拍《命案十三宗》的时候，我已经有了电影意识，也做了好多实验。 ”高群书以电影意识做电视剧的另外两个维度，一种是镜头语言，另一种则是叙事结构，前者见于《征服》结尾的镜头设置，后者则见于“猴皮筋叙事法” 。
“猴皮筋叙事法”则服务于高群书的“悬念”制造——指一个戏剧高潮过去，往下一个高潮推进的时候，故事就像一条猴皮筋被慢慢地拉长，然后又被迅速地放回来，接着继续拉长，再一次放回来，来回三次才到下一个高潮。
叙事技巧之外， “人”在高群书的作品中，被置于同样高度——在他看来，涉案剧如果要做得好看， “人”必须要真实地发挥作用——被表达，被剖析。
“我喜欢人物，关心剧中的人物是否有意思，有价值，以及对整个社会是否有可启发的东西。 ” ， “涉案剧”中的人物塑造，通常牵涉两极性的讨论——海岩以感性情感作为注入，润滑正反两派对立的边缘，而高群书则将人物从故事中抽离，放置于社会与时代的大环境下，以纵深向探讨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命案十三宗》中的十三位死刑犯讲述的命案故事，高群书自己用“科恩兄弟的电影”来形容——“所有的故事挺像科恩兄弟的电影，虽然没有科恩兄弟的那么狠，但它们的基本脉络大体相似。 ”——“简单的关系中，人们因为小事发生口角，或者大家打麻将，或者夫妻俩闹别扭，可恰恰是因为这种情绪，或者社会环境的压力，导致每个人的想法不断地纠结，坏情绪不断积累，最后拔刀相向。 ”高群书认为， “过程是基于现实延展出来的脉络，也是极其现实的极端化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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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命案十三宗》时，高群书曾提出一个概念——“中国式犯罪”——“那时候采访全国各地大案要案，就发现‘中国式犯罪’特别有意思。 ”
这种“中国式犯罪” ，首先建立于“人”的属性之下， “罪犯与警察首先都是人，只是身份和立场不一样，散发的魅力也就不一样。 ”高群书喜欢“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底座”——以“警察”为代表的“模范人物” ，与“罪犯”为代表的“小人物” ，其人物底色相近，并彼此交织，在表达角色的同时完成对社会的认知——通过塑造“普通人物” ，完成对时代背景与社会心理的反映与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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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群书将孙红雷演的刘华强和石兆琪演的警察徐国庆，设置为传统的警匪对立二极角色，在高群书的理解中，刘华强与徐国庆是“两个对等的人物”——“他们的能力、智商甚至善良程度都是一样的” 。刘华强在剧中会当街杀人，也会对给自己递上热水的出租车司机表示感谢。而之所以二人成为一警一匪，是因为“他们出身不一样，生活轨迹不一样。 ”
在剧中，高群书将刘华强的堕落、毁灭给予充分的书写空间——穷苦的出身，让刘华强学会用拳头解决一切， “我们穷人家的孩子，要想不被别人欺负，能靠什么呢？恨，拳头” ，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挣扎，让刘华强被迫从小人物成为黑社会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