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结新我先生（作者：陈生甫）( 二 ) |费新我|苏州|蒋吟秋|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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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费新我书法在苏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领军人物。此前用十多年时间刻苦磨砺一剑，克服种种困难，扭转因右手患疾不能作画的苦恼，以违背生理常态改用左手写字，以“从头越”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孜孜不倦地钻研，将半辈子积累的画理、经验，巧妙地融入书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修成正果，得到书画名家的认可。蒋吟秋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夸奖他的不易和独特的风格。费新我书法的成功还在于其谦虚好学，善于听取外界的反映，乐于吸取不同的意见，他常说要听真话，以利改进。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费新我对当时“文革”期间街上大字报的毛笔字很感兴趣。他能举例讲得出某个厂贴的大字报大幅标语上写的字很好。他说看到十梓街上有一个身材娇小的女青年拎着墨桶，熟练地用大毛笔挥写大幅标语。他还发现有一幅标语是用新魏体写的，整张纸只写一个字，间架结构到位且很有笔力，很有派头，可见社会上写得好的大有人在，特别对年轻一代寄予希望。
四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费新我就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是位资深的画家，其润格是当时的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丰子恺拟定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观前街西首有一爿“苏州艺石斋”的店堂。张寒月、蔡谨士、王能父、矫毅、钱荣初、孙亚雄等六位名士坐堂，其店招是著名书法家蒋吟秋用简化字写的隶书，店堂的东壁上很醒目的贴着一张纸色微黄的润格便签，标明以画的种类和尺寸大小计润格，可是至“文革”初不久“破四旧”时便荡然无存了。 “文革”伊始，移风易俗，为人书画尽义务的多，况且社会上不重视脑力劳动的价值，往往通过熟人讨一张字画，谢过一声就行了，比不上体力劳动的价值，比如请人踏一趟黄鱼车，雇一辆三轮车，托人家送一瓶煤气和纯净水等，就非得按价格规定付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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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人求字画除非先讲明价格，一般送些物品表示一下意思也是常有的事。在那个年代，费新我出于为人民服务之心，为单位为私人书写可说是有求必应，不计报酬的，有时候甚至要倒贴纸墨。不妨举两个例子：好大的一块店招牌，装饰在观前街玄妙观旁（后来此店已拆毁），当时店家为表示谢意，让费老免去排队，直接去店找营业员付钱买两匣“虾子鲞鱼”；另一单位“东吴丝织厂”好气派的有名厂家，因财务上无法支付现金，难入账报销，酬谢的是该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真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尽管如此，费老对外面求字之类还是十分认真处事的。他常对我说，为外面写字马虎不得，等于替自己做广告，字须写得圆满、周到、着实。
以此六字检查对照，敷衍了事，应付一下是拆自己的台脚，砸自己的牌子。又说要写好一幅字须成竹在胸，打个腹稿，写草书没有把握的话，不妨先打个小草稿，分行布白，章法形式须心中有数，经营位置很重要。
五
费新我的书法在苏州写出名的是从写招牌开始的，这是他的书法在社会上闪亮登场的开端。那段时间，苏州城里单位的招牌都还冠以红色仿宋体书写的“革命委员会”五个字。 1972年“苏州无线电四厂”的厂牌是白底黑字，挂在凤凰街上十分醒目。我定睛一看，便知是费新我写的。过往人流中不少驻足观看、欣赏，都觉得眼前一亮，啧啧称赞写得好。不光生动活泼，错落有致，而且别具一格。其书法渐为人知，并一发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