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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之所以选择并最早运用线的语汇 , 是因为线条和体面相比 , 更具有语言上的简洁性、明确性 , 也就是对外界、对自然、对内表达人的主观感受意图的明确性和鲜明色彩 。 而明确、鲜明是一切形式的最根本的特性 , 并且 , 更为重要的是 , 中国画的线 , 在最初阶段就和我们的观念表达紧紧联系在一起 。 作为中国画的渊源基础 , 在远古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商周钟鼎镜盘上所雕绘的纹饰 , 其笔法是流动有律的线纹 , 而不是静止立体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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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前的壁画、画像砖、帛画(如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 ,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 , 线条十分生动 。 魏晋之后 , 线条的变化开始丰富起来 , 被赋予了优雅飘逸的情致 , 线条感觉变得细腻 。 至唐代 , 又融入了一些阴影技法 ,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描”和各种各样的山水“皴” 。 元代侧重抒发个人情感 , 推崇水墨、讲求活脱 , 采取缘心立意 , 以情结境 , 化繁为简、变描为写 , 强调书法用笔 。 明末陈老莲的线条细劲清圆、高古奇特、勾勒精细、简洁洗练 。 再有清末的任熊、任伯年 , 其线条造型奇古夸张 , 但不失理法 , 形象真实生动 。 “描”和“皴”既是画家对自然物象感性的抽象概括 , 又是对自然物象体面的冲破和化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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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中的线条(包括点) , 无论是“描”还是“皴” , 都具有两种作用 , 一种是凭借线条自身的形态及组织结构 , 即可表现出具体的物象 。 每一种“描”的名称、每一种“皴”的名称都说明线条(包括点)在形态的构成时提供了特定意义的概念 。 另一种是用直观的感染 , 从线条的形态、构成中所显示的节奏韵律传达出某种气势、情感、意味 。 汉《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 咏歌之不足 ,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一定的行动状态必然有特定的心理依据和特定的内心状态 , 因此 , 一定的情感状态必然与一定的行动相适应 。 读余昌宇的魔力线描系列作品 , 可感受到画家强烈的情感“动于中而必形于外” 。 他的经过高度专业化训练的手所记录下来的线条 , 联系着两种情感活动:一种是支配手指动作的情感活动 , 一种是内心深处决定行动意向的情感活动 。 两种情感紧紧交织在一起 , 最终落实于线条 , 成为画家情感的载体和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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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 余昌宇的魔力线描具有其独具的单纯性与抽象性 , 以及书法与绘画的相互渗透 , 形成了他特有的魔力线描艺术表现形式 。 这种魔力线描形式 , 既有摹写客体的功能 , 又有极为便利、自由发挥的抽象潜能 , 还有助于画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体验 , 提取所要表现物象的形体、气质、风韵 , 在神态、动态各方面画出自己的感悟和体验 。
中国画非常注重线的功能 , 为突出线的造型 , 通常很少甚至根本不着色 。 我们将其分为3类:一是工笔型“线描”的粗笔化 。 其用笔的自由度、对比手法的强化与多样化都有所发展 , 线的构成规律与工笔相类似 , 但带有意笔的基本特点 。 二是打破了工笔画线的构成规律 , 只保留中国式“线描”的基本要求 , 按意笔处理的需要去改变“线描”的类型 , 并追寻新的构成规律 , 从而丰富了线的类型、表现力和形式美 , 使之有利于作者感情的发挥 , 充分发挥意笔“线描”的长处 , 强化意笔“线描”的个性 , 并最终发展成为与工笔“线描”并行的一大体系 。 第三类是线的笔意延伸与扩大 , 成为线、点、块、面组成的大写意与泼墨画 , 这是意笔“线描”规律和个性的高度强化 , 在表现上带有强烈的主观自我意识 , 形成带有线的艺术特征的块、面、点 , 便进入了意笔“线描”体系 。 因而 , 工笔和意笔在技法和审美领域上也有差异和不同 。 写意“线描”是在胸有成竹的基础上暴发式的即兴完成 , 工笔“线描”要求理性思考 , 周密地筹划和安排 。 它们是两种不同体系的“线描” , 是两种不同审美意识所形成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 但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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