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四年|阿来: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 二 )


|汶川地震十四年|阿来: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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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 , 我还是把这种语言 , 这种语言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我的出发点 。 使我能随着场景的展开 , 随着人物的行动 , 时时捕捉着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 , 超过基本事实的超验性的、形而上的东西 , 并时时加以呈现 。 在这样的情境中 , 语言自向便能产生意义 , 而不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 。 不会由于对现实主义过于狭窄的理解 , 因为执着于现实的重现而被现象所淹没 。
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 , 古典中文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 , 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事物相遇相契 , 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 。
是“留连戏蝶时时舞 , 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时刻 。 是“感时花溅泪 , 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 。
这样伟大的时候 , 是身心俱在 , 感官全开 , 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 , 而中国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法从未取得过这样伟大的语言胜利 。
《云中记》这本书 , 在表现人与灵魂 , 人与大地关系时 , 必须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 , 必须把眼光投向于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 。 此时 , 中国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失灵了 。 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 , 正是我所需要的 , 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 , 还能很好进行情感抒发与控制的能力正是我所需要的 。 我发现 , 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巅峰时刻 , 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 , 加上有形状 , 有声音 , 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 。 更重要的支撑 , 是对美的信仰 。 至美至善 , 至善至美 。 至少在这本书里 , 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 。 我要沿着一条语词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
|汶川地震十四年|阿来: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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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近高楼伤客心 , 万方多难此登临 。 ”
“羌妇语还哭 , 胡儿行且歌 。 ”
巨大的灾难 , 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 , 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 , 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 。
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越特点 , 我认为正是中文所擅长的 , 需要珍视与发扬的 。 《文心雕龙》中说:“傍及万品 , 动植皆文” ,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
尽管我们对如何完成一部小说有很多讨论 , 但更多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 。 而我向来以为 ,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 , 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 。 有人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想 , 最终要等待的还是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 。 在写作进程中 , 语词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 , 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 , 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 , 在语词的海洋中捕捉灵光 。 一网下去 , 捕捉住了什么 , 打开看看 , 在意外之外 , 捕住了什么?通感 。 象征 。 隐喻 。 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 。 或者是一个形象全出的字 。 暗示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暗示 。 瞬息之间 , 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又麻木的词又活过来了 。 那个老旧的字 , 站在那里 , 摇撼它 , 它会发出新的声音 , 新的声调带着新的质感 。 如此 , 一个有着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 。 语词是它的地基 , 语词是它的门户 , 语词是它的穹顶 。
哈罗德·布鲁姆列出三条好小说的标准 , 第一条就是“审美的光芒” 。 我想 , 这个光芒必然是来自语言 。
最后补充一句 , 前面说 , 嘉绒语是我的第一母语 。 这种语言 , 是我最初进入这个世界 , 感知这个世界的路径 。 当我开始写作 , 作为一个中国人 , 我用中文写作 。 我更喜欢把许多人称为汉语的这种语言叫作中文 , 因为它也是全中华共同使用的语言 。 在这个意义上 , 我把中文叫作我的第二母语 。 我的幸运在于 , 这两种语言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伟大的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