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各部分日益理性化，整体却非理性化？( 二 ) 本土文化

我在这个探讨中所得的结论很简单：一种持续的、世界范围的对现代化加以批判的思潮，其存在基本上相似的内容，不管批评者个人来自怎样的文化背景或国家。唯一的差别是：在现代化的中心地区（西欧与后来的美国）不如“非西方”地区，很少采取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在非西方地区，反现代理论与国家主义理论合流，强调斯土人民的独特性及其文化精神的优越性。
东西方反现代思潮之类似，其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攻击的共同敌人“现代化” ，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样子。尽管现代化及其批评的具体形式在各文化中皆有一定程度的变异，我认为它们基本上或根本上是一样的。现代化在任何地方基本上是同一个过程，也产生同样的问题、苦痛与不安等—或者，我们可说任何地方皆付出类似的代价。是故，对现代化的批评也就代表了深植普遍人性的一种同样有普遍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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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都会》剧照。
现代化是“理智化”的不同表现
各个批评者明定的批评对象因人而异—他们很少用“现代化”这个词本身—他们各自专注于若干因素或应用若干词汇，如：官僚化、科学、西方化、科技、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尽管如此，根据我对现代化的定义，所有这些不过是同一件事：“理智化”的不同表现。只专注在其种种不同表现的一两个方面，现代化批评者常希冀对他们社会接纳现代化的方面加以选择，可获现代化之利而不付出代价。
心理学家们将现代生活的效应视为非理性的，这终极在若干层次都是讽刺性的：第一，他们的职业本身乃系现代化的一部分及其产品；第二，当然，现代化的精髓是为理性，那么，日增的理性与理智化怎么会将人类带到它的反面、非理性呢？在这里，存在着现代化的最大的困惑：当人类生活与社会的各个部分日益理性化后，整体似乎日益地非理性化。例如，官僚体制，其本身不过将理性的原则应用于行政管理的过程，由于日益的分工增添了过程的效率，同一原则运用于现代工业生产，如韦伯所指出的：官僚乃经济领域机器生产的政治社会之对应物。由是，过去两百年来，官僚体制在世界各角落无例外地加速成长，与现代化过程的其他部分齐头并进。
在经济的领域，情况一样：当经济体系的某一分离部分—技术、生产、分销、广告等愈益理智化与有效率，整个经济体系却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货品之发明与生产是为了发明新的需求，不然，如果考虑以社会为整体所付出的代价的话，其应用就变得明显地无效率。现代工作在其利用有限资源及能源方面效率是极为低劣的，如果以之与“前现代”的利用方式相比的话。加在这些上面的是：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能源危机、人口危机—人口之所以成为危机，实由于现代医疗、工业、其他方面之现代化—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这一切，遂令我们不能不做这样的结论：据现代化的本身标准与原则以观理性的利用——理智化所导致的乃讽刺性的非理性！由理智化所产生的最大的非理性与非效率性，当然就是战争的现代化：及至于生产昂贵得惊人的武器系统，而若一旦加以使用，完全达不到它们预期的功能！是故，理智化的成分与表现：科学、技术、民族国家——引致的不外乎非理性的绝对本质：人类的彻底毁灭。理性世纪的最终产品，启蒙原则的实施与“逻辑”的发展，看来似乎恰恰是非理性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