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是怎样预言今天的？( 五 ) |诉讼|小说_文化|写作|弗朗茨

可以说，这部小说是装满私人密码和简称的盒子，连卡夫卡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打开。仅仅通过这些东西卡夫卡就能构建一个充满魔力且可信的虚构世界吗？要那样就真奇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不要将小说的形成过程与效果混为一谈：即便给作者的大脑拍一组Ｘ光照片，也顶多只能满足我们“他从哪里获得这一灵感”之类的好奇，但绝不会回答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写”“有何目的”之类的问题。就像《失踪者》一样，《诉讼》这部小说自传成分很少。我们须知，卡夫卡有一种了不起的本领：能将各种事实素材投入炉熔，再重塑为新的信号，同时又让你看不见它在现实中的来源。读者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面对这两部长篇就如雾里看花，不见真相了。这方面的证据在小说里比比皆是，比如在开篇第一页就有：
马上听见有人敲门。一个他在这所公寓里从未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又高又瘦，却长得相当结实，身穿一件合身的黑衣服，像旅行西装那样有许多褶边、口袋、束带和纽扣，此外，还系了一条腰带。虽然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但这身装束看上去却十分合身。 “你是谁？” K在床上坐起来问。
那件“旅行西装”卡夫卡在哪儿见过，我们不得而知，但恐怕并非全然虚构出来的。关键在于这件衣服出现在此处，是一个信号，因为它的功能———是件职业装。而缺失的信息则是它究竟代表哪个职业。
此外这暗号一样的现象越是明显，其背后隐藏的黑暗就越令人感到痛苦不安。每个细节犹言：我在这儿，我另有深义，可我不会把那层深义说出来。于是我们才会从他的文字想到秘密警察，想到身穿制服的帮凶，想到希特勒的党卫队，尽管这些人跟小说中守卫着虚构法庭的那些并无恶意的看守瞧上去一点都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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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噩梦和世界的樊笼
这部小说给人感觉根本不是叙述者，而是小说人物自己一次次用手指向了黑暗，这是卡夫卡手段巧妙的地方，也是《诉讼》超越《变形记》的重大一步。虽然约瑟夫·K几乎被各种暗号包围，但我们只能透过他的眼睛去看这一切，而他的目光又完全飘忽不定。那些他一开始觉得无关紧要的印象，竟在他内心深处久久激荡；而他认为非常重要的经历，到头来往往毫无意义。比如，来人偏要选在毕斯特纳小姐的房间里宣布他被捕的消息，他觉得法院在这一点上太不顾及别人感受了；而没过几个小时，内疚感便啮噬着他的心，就好像这个“逮捕”地点是他自己选的一样。
由此我们翻开了这部小说的“里层” ，它主要体现在被告“如幻梦一般”不合常理的行为举止上。被告显得信心不足，没有把握，一会儿表现得卑躬屈膝，一会儿又拉高调门攻讦法院。还没有人向他提出要求，他便自顾自地打算起草一份长长的“申诉书” ，以书面形式为自己的生活辩解；可到了关键时候，他又显得心不在焉了。他希望那位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房东证明他的清白，同样还期望隔壁租客毕斯特纳小姐出面帮他澄清真相，他平时都没怎么跟人家打过招呼，现在却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死抓住人家不放。他猛然又想起来要看望母亲，而多年以来一直躲着不见她老人家。
很明显：被捕一事在他内心深处激起了层层波澜。现在Ｋ感觉自己有罪，虽然小说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有何罪，但毫无疑问，这一“罪感”跟Ｋ现在一下子要所有人站到他一边来帮他的种种做法直接有关，毕竟K此前的生活单调乏味，没有快乐，没有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