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懿：40个春秋里，那些被误解的与无法放弃的丨专访( 八 ) |儿童文学|小说_文化|我们的小

彭懿：首先，我做的英语图画书翻译少，杨玲玲翻译的东西我会很仔细地看，但因为我们对翻译的理念很一致，她译得又很好，所以我改她的译文比较少。
我和她的署名，我俩会有一个商量。但有的合作译者，我对他的译本改得就会比较多，我会一行一行地改下来。而且我修改调整的时候会去查作者的资料，看他以往作品的创作风格。但有的人能查到，有的人查不到，这时我就会去揣摩作者创作时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我的合作者往往是难以替代我的作用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作家，我会去琢磨创作者在某处使用的语气语态和叙述方式的意图。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但最终署名的顺序往往也不是译者决定的，而是出版社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确定的。
新京报：同为作家，你更能跟其他作家共情是吧？
彭懿：对。我会去揣摩他的意图，包括句子的长短、叙述的方式。然后对比他和我的创作方式的不同，并揣摩为什么会有不同，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才这样写，然后我再选择中文翻译的表述。
此外，在图书的出版流程中，编辑也是有很大权力的。有的编辑不用“修订”功能改你的译文，有时候他也不和你说他改了哪里，你除非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看。但我确实也没有精力每次都去做这样的检查，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译文，和那本书的编辑、审校都会有很大关系。
新京报：现代出版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读者很容易认为，作者或者译者是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和译文完全地掌控在自己手里的，然后也需要对它负全责。
彭懿：对，会有很多因素影响一本书的细节。比如我的图画书，编辑徐超的权力就很大，他可以改我的文字，我们都不敢反驳他的（开玩笑啦），然后还有审校老师也可能会做出修改。
所以我会很用心地选择合作者，我也非常信任我现在的合作者。田宇和徐超都是我长期的工作伙伴了，他们的意见总是很有道理。比如，有些细节上的问题，像是前后有画穿帮的地方，我和田宇没发现，徐超和接力的编辑团队就能揪出错来。好的编辑真的非常重要。做书真的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图画书尤其如此。

本文图片

本文图片

下图为《我们的小雨鞋逃走了》插图。青蛙前脚上有四个脚趾，不带蹼；后脚上有五个脚趾，带有蹼。但上图中青蛙的前后脚趾都画得有问题。这一错误是由编辑看出来后，插画师进行了修正。
批评·转型·多面手·新的出发
新京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你“出道”的时候，被当时的批评家称为“热闹派童话作家” ，当时主要的反面声音是说，热闹派作家写的东西不真实、缺少积极主题和教育意义，是吗？这个批评，以及你当时的创作，对你现在做图画书会有影响吗？
彭懿：这个问题挺好玩的。上世纪80年代时，创作气氛很宽松，想写什么都行。在大学里什么书都可以读到。但我们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世界经典儿童文学都没有读过，再加上我也没有那种文学的背景。
我们三个人（彭懿、郑渊洁、周锐）作为“热闹派”的代表人物，就怎么开心怎么写。那个年代也是非常包容的，没有任何框框限制，怎么写都行，只要小朋友看了开心就行。所以，那是一个时代的现象，现在你说还会有人写那样的东西吗？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