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我与书，以及汉译名著｜判断一家书店品位的标准( 二 ) |商务印书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事也怪。这些年因为书出得比较多了，或者也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对于书的感觉反而差了许多。同一本《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先在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了繁体版，时为1993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译著——顺便说一句，主事的廖立文先生是我碰到过的最认真的一位编辑。取得样书后，我的心情是何等欢愉！书做得也十分精致，蓝蓝的皮，厚厚实实的。心里头就想着时报好，廖立文好！
次年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本《哲学的改造》，算是我在内地出的第一本译著。编辑是蛮严肃的，就是装帧太不像话，连书脊都塌了，一塌糊涂，宛若被狗啃过似的。尽管如此，我用自行车去学校附近的松木场邮局把一大堆样书载回来以后，仍旧显得很满足的样子，带着一点遗憾和犹豫，还是给学界朋友寄送了一些，以为“存正” 。
这是从前的心情了。现在出书，拿来样书，挑剔地看看，就插书架上了。或有装得漂亮一点的，欢喜一阵也就过去了，连寄送给人的念头都隐失了，哪里还有先前那种见书的得意和快乐呢！——我想，这肯定是不对的。
不过，时至今日，对于商务的“汉译名著” ，我仍然是怀有敬意和好感的。不止一次了，我跟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建议：应该多做些，快些做，别永远是这几百种，好意思么？开启民智，昌明教育，区区几百种名著怎么够呢？每年出四、五十种，总不是难事吧？你商务是老大，该有老大的样子嘛！希望商务印书馆有更多更好的汉译名著出版——我以为：汉译名著，至少应该有千种以上！
这是我的希望。也许书的事业会越来越受到排挤，书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狭隘，但只消人类存活，思想存活，学术存活，就还需要经典，就还需要名著。再说了，我们还不能太健忘，总还得守住些什么。无论是写书的还是出书的，都还不能忘了那曾经的年代，曾经有人排着长队买书的年代。
2009年8月14日沪上同济
2022年2月18日补记于良渚
《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五年(1897-2022)：我与商务印书馆》
本书展现了社会各界人士与商务的交往与合作，同时展现了商务各项事业的推动过程和幕后。
本书是为庆祝商务印书馆成立125周年而结集的论文集，主要收录商务印书馆重要的作译者和员工所撰写的与商务印书馆交往的过程，尤其是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各个项目的经历，以及一些事件追忆。其中大部分文章来自商务印书馆2017年120年馆庆和2022年125年馆庆期间的“我与商务印书馆”征文活动中的来稿。编目顺序按作者与商务印书馆发生交往的年代顺序。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体现出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广泛交往与影响，反映出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传承和出版精神。本书还收录了一些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员工或其后人的回忆文章，可作为馆史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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