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我与书,以及汉译名著|判断一家书店品位的标准

|孙周兴:我与书,以及汉译名著|判断一家书店品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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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 , 以及汉译名著
【|孙周兴:我与书,以及汉译名著|判断一家书店品位的标准】·孙周兴·
在媒体转换的时代里 , 人与书的关系也大大变化了 。 想来也快 。 想当年 , 在20世纪的80年代 , 书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恐怕是今天的学子难以理解的 , 而我们对于书的态度 , 完全可以用“珍视”一词来加以形容 。 书是我们的宝贝 , 是我们追求和寻索的 , 是我们用来下功夫的 。 而相比之下 , 今天书是多了 , 爱书的人却少了 。
80年代初我在浙江大学上学 , 虽然不是学文科的(那时候的浙大是所谓“工科院校” , 根本没有文科专业) , 但对于文学、哲学之类大有兴趣 , 故经常买文科的书 。 当时书出得少 , 买书也不容易 , 或有好书 , 是要抢购的 。 记得浙大的书店就在校园内 , 在司令台(学校大操场)后面的一排平房里 , 每逢新书到来 , 必排起长队 , 场面煞是可观 。 我去的次数多了 , 认识了一位叫“白阿姨”的售货员 。 每有书来 , 这位好心的老太太都会给我留着一本——也算是“走后门”一种了 。 转眼快30年过去了 , 许多人都淡了 , 许多事都忘了 , 却因为书的缘故 , 我竟至今还记得这位“白阿姨”!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 , 我想也是在那时 , 在浙大的书店里发现并且熟识的 。
后来去山东教书 , 没教好 , 只好又回浙大念书 , 然后去南京念书 , 然后又回到杭州 , 终于念完了书 , 又教书 , 一晃就到了21世纪 , 才离开杭州来沪上工作 。 但无论到哪里 , 即便是在出差或者旅游中 , 书店总是要去的 , 去了书店 , 总是先去看看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 , 特别是桔色的哲学名著 。 这个系列的版式和装帧从来没改变过 , 然而当时的出版速度够呛 , 经常好些年没有增加新鲜的 , 去年去看是这些 , 今年去看仍旧是这些面孔 , 年年如此 , 心里难免郁闷 。 但每每到了书店 , 都不免先去那里报到——这就是习惯吧?
到后来 , 由这种习惯渐渐演变出一种“偏见”:有没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 , 有多少 , 是不是完全 , 在我竟成了判断一家书店品位的一个标准 。 记得有一次在西安出差 , 空下来时去逛了城里最大的一家书店 , 或叫书城 , 进去以后照例先去商务专柜 , 一看 , 桔色的 , 齐刷刷放满了好几架子 , 而且是需要梯子爬上去的那种高大书架 , 蔚为壮观 。 我当时就寻思:西安 , 毕竟古城嘛 , 真有文化的!
这些年居上海 , 刚开始听人说上海书城 , 或专程或顺便时也去了几次 , 但渐渐觉得不对劲 , 就懒得去了 , 大约也是上面讲的“偏见”在作怪了 。 好在上海书城的斜对面还有一家商务印书馆的专卖店 , 极可怜的小门面 , 内容是好的 , 形象寒碜了些 , 仿佛是在告诉人们:学术在上海 , 被闹猛的商业挤压得不行了 。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期 , 我自己居然也在商务印书馆出书了 , 而且一发不可收 , 现在差不多成了商务的“签约译者”——我曾对商务的同仁说笑:我是给你们打工的 , 是你们的长工 。 从1997年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开始 , 至本文写作时(2009年)已经出了七八种 , 加上待印的 , 已然有了十多种;到现在(2022年初) , 为了修订本文 , 我大致对我在商务出版的书做了一个估算 , 著、译、编加在一起 , 恐怕已经接近一百种 。 我主编的《尼采著作全集》《海德格尔文集》《未来艺术丛书》《未来哲学丛书》《欧洲文化丛书》等几个系列 , 都还在推进中 。 我译的书已经有十种收入了汉译名著系列 , 分别是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尼采》《演讲与论文集》《路标》《面向思的事情》(合译)《哲学论稿》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 另有海德格尔的二种《什么叫思想?》《同一与差异》也已经列入出版计划 。 这些个情况 , 当年作为地质专业学生在浙大书店里排队买书的我 , 是绝对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