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拉扯中迷失方向，北大附中教改亲历者揭露背后故事( 二 ) |改革|创新|非虚构|素质教育

不过它依旧不是故事，那它就不抓人，也留不住读者。如果不能让人读到最后，那么我就又陷入只在入口处与人们交谈的窘境。我观察着素材，它们不围绕一个主角，也不围绕一个事件，但其中有我的渴望，有做教育创新的老师们的渴望，有校长的渴望，有学生们的渴望，也充满着障碍，充满对于障碍的行动以及已经发生的结果和人们面对结果时的反应，它在叙事逻辑上有可能完成：渴望—障碍—行动—结果，这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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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成了一稿，等待春节。编辑部给了我非常详细的反馈，推荐我读谢丁的《一堂法学课》。那篇文章后来启发我去注意2019年秋天这个转折点的发生背景，它成为文章中间的一根立柱。
写小说或者写剧本也都需要这样一根立柱。编辑部的主要意见是视点过于内部化。我反思这是没有完成从教师角色到作者角色的转换所导致的，我在乎了过多只有我或者只有教师才在乎的事，它们过于枝枝蔓蔓。内部化的另一个副作用是解释过度，附中有很多内部话语体系，我对此一一做了名词注解，编辑说一些地方像“北大附中说明书” 。我最初会以为这是外部视角，其实它是内部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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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看，内部与外部犹如天平两端，它的平衡点并不始终在中间，而在每一个细节里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是从一件又一件个人经历中找到并表达出它的公共意义。后来几稿的写作，我多次审视素材，不断地思考，这件事很重要吗？这件事对我来说重要还是对这个主题重要？我要不断地区分，我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的身份、我是个接受了应试教育的外地人，还是它只是普遍的职场生态、体制内生态，还是它真正的与教育相关、与改革相关、与社会现状相关、与中国式的背景相关。伤口与伤口总是粘连，撕开才能一一辨认。我至今不确定，遇到这些障碍是因为这个选题的复杂性还是因为我没有经验，还是这是第一视角写作必然遇到的。
过去的日记、照片、工作笔记以及一些因为教学示范积累的采访录音都派上了用场，验证记忆是否被修改过。即使是原文也需要确认当时为什么说了这句话，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夸张和迎合的成分。 “你那一刻真的是这样想的吗？你为什么是这样想的？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什么也没做？”有一些找不到答案，我只能让疑问停留在原地。还有一些我本不在意的内容，于蒙会说， “其实这个是可以写的” 。有一天，我第一次对于蒙说了在选题会上的感受，每个人都对校长很好奇，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是一个活人，如果只聊校长，那你们应该去找他，不需要我坐在这里，而我回头梳理这场畸形的生气，发现它来自于长期以来教师被当作了空心的、飘渺的存在，又当我平心静气写完一章关于校长的内容以后，忽地意识到不能缺少他，没他这个故事就不成立了。于蒙马上说：“这个感受就很动人啊！可以直接写在稿子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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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蒙是一位非常耐心和信任我的编辑，在我为了外部视角而牺牲自己的感受时，她会帮我找回许多，找回感受，也找回口吻。我非常感激这一点。逐渐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会遇到的最具有公共性的一次写作，我才开始全力以赴地对待。最开始，我只想写一个70分的稿子，于蒙并不知道。我在附中的三年并不是没有动过写作的念头，教非虚构写作想要动手实践是自然的事，许多熟悉的采访人员也鼓励我试一试，但待得越久，我越没有信心能把事情说清楚，就逐渐放弃了写作的打算。回顾这一次的写作过程，我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一个素材往往同时说明或指向多个讲述主题，我的能力并不足以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内准确地传递出所有意思，我需要对这个素材究竟是要说明什么进行抉择。其中一部分工作是于蒙以及整个编辑部帮助我完成的，我会在石墨文档中看到他们的争论，一句话被一个人划掉，另一个人说， “这句我觉得可以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