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辛德勇读《史记》｜“儒墨”还是墨( 四 ) |儒学

其后姚范《援鹑堂笔记》依样迻录其说，对此表述了高度认同（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一六《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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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乾隆间原刻本《史记注补正》
梁玉绳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与方苞稍稍有所不同。梁氏乃是鉴于“孔墨同称，始于战国；孟荀齐号，起自汉儒”的情况，且进一步申论曰：“《儒林传》言孟子、荀卿咸遵夫子之业，非孟、荀并列之证欤？”故《太史公自序》这段内容“上二句指荀卿，即《传》所谓‘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著数万言’者；下二句指孟子。 ”即他不像方苞把《太史公自序》这段内容弄得那么错综复杂，而是很干脆地将其一分为二：“猎儒墨之遗文，眀礼义之统纪”推属荀子， “绝恵王利端，列往世兴衰”归诸孟子。梁玉绳解释说，他之所以要把平肩齐号的孟、荀二子区分开来，是由于“荀况尝非孟子矣，岂可并吾孟子哉”（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
清末人李笠在继承梁氏思路的同时，又对《太史公自序》这段内容的结构做出新的解析：
“猎儒墨遗文，明礼义统纪”二语总孟、荀而言，下“绝利端”始专指孟子， “列兴衰”始专指荀子，分合甚明，无烦曲说。何氏、梁氏说俱非也。孟、荀与墨子宗旨虽相反，学理则相因也。宋儒极力辟佛，而其理学受佛家影响特深，安知孟、荀不胎息墨学而益登峰造极乎？近人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云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说，而其言政无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爱而盛称禹稷之行与不忍人之政，则亦庄生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胡君此言，足证孟、荀与墨之关系矣。又学术待非难而益明，荀之非孟，亦学人常度耳，何害其为儒家乎？比而传之，何疑。（李笠《史记订补》卷八）
这些话讲得振振有词，好像辩而在理，可不论是像方氏那样把太史公这段话的语义解析得错综回环，或是像梁氏那样将其拦腰截断，还是像李氏这样一分为三，他们都只顾低头琢磨自己不解的文句，忘记了司马迁写这些话的宗旨是要概括讲述孟、荀两人学术的总体特点——即太史公又岂能不顾孟子和荀子的儒学宗师地位和他们两人排斥墨家的基本态度而大讲特讲其墨学渊源？方苞、梁玉绳、李笠这些人的认识，在“大道理”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
在分析方苞、梁玉绳和李笠上述学术观点时，须知清朝很多学者在从事考据研究时的一项主要缺陷，就是往往会在看待问题的着眼点上犯错误，即他们往往会忽略大的前提就径直注目于细节，因而有时就会究之愈深，差之愈远，错谬愈重。
不过核实而论，方苞和梁玉绳产生上述想法，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这就是方氏提到的《传》称“荀卿序列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和梁氏提到的《传》谓“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著数万言”事。此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文中的纪事，原文如下：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徳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里的“儒墨”二字，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乃标作“儒、墨” ，实际上同《太史公自序》一样，是把这个“墨”字理解成了墨家。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了《太史公自序》中那个“儒墨”里来，即这同样是讲荀子的学术渊源，而如前所述，在我看来，荀子的学术是绝不可能出自墨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