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为什么清朝无法实现近代化？西方学者：农业压倒一切，精英不在城市( 三 ) 面试

就全县来说，在籍普通人家的户数是雇农户数的6倍。在该县农村地区，小贩的数量与店主的数量一样多，甚至超过店主的数量。当然在天津市区内，店主的数量就多了一倍。
根据社会阶层将各户列表，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时期等级地位的秩序。
居于等级最上层的是有功名的人，接下来就是盐商。店主的地位在普通人家之上，普通人家又在衙门人员如官府书记和听差之上，若将无关紧要的职业略而不计，再下面就是雇农和贩夫走卒。在最底层的是船民、渔夫，再就是乞丐、僧人。
这种等级制度更加深了人们的普遍印象，即宗教人士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而功名之士却居于备受尊敬的宝塔尖上。

20世纪初完成的有关华北各县社会阶层的调查，对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来加以划分的情况，获得一个大体上的印象。
这些调查材料揭示出，在总人口接近450万的18个县里， 188万个职业称谓中有90%是农夫， 4%是商人， 3%是文人学士，大约2.5%是手工业者。
还有人对1870年代山东省一个府城约1/5的人户进行过调查（大约牵及到4000人），发现55%的人家在经商， 11%的人家从事手工业，还有11%的人在官府供职。其余的家庭，有9%主要靠务农谋生， 6%是有功名的人或是教书先生， 3%是军人，至于剩余的5% ，除去三教九流之外，还有宗教人士。
经商人数的比例是如此之高，而其中又有那么多人从事食品行业和其他农产中国的现代化品的推销，显然证明了城市对乡村的依赖。
而农民所占比例又高达90% ，这个数字可能已包括那些农闲时也会搞些非农业性经营的半工农民。

城市的社会分层模式显示出清代中国某些突出的特征。有钱的消费者并不云集在城市，因为清代中国社会的许多奢侈性消费乃发生在农村地区。
所以，商人和工匠的分布特别带有农村导向。
手工生产的规模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来说，所占比例极小，所以工匠人数在中国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低于其他国家的通常比例。
另一方面，诸多在城乡之间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和贩夫，在城市总人口中却占有极大的百分比。
据以上所述，清代中国城市可以想象为星散在无数乡间小道上的关节点。
其作用主要是打通各目的地之间的物资交流。
甚至一个城市的人口构成也足以表明，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城市的作用是不太重要的，谈不上是一种争相仿效的样板，或是一架能够发动实质性变革的引擎。

城市不是吸引社会上层人士居住的地方。
除了少数官员外，官府职员多属武弁，书记和衙役，这些人大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扈从或县太爷的食客。
至少直到清末时期，在外地主的人数很少。
对于那些在原籍尚有些许影响和声望，或者勉强能找个教师之类职业的低级功名持有者来说，也不会轻易想到挪个窝，因为害怕在新地方连现在到手的东西也可能会丢掉。
各地首府虽然不合比例地集聚了大批功名士子，也居住着富商巨贾，但城市的总体形象仍然缺乏精英生活的光彩。
移居城市往往意味着分割宗族联系，并且也意味着继续同时在城市和原籍（通常是乡村)两地从事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