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孩子|看得见的孩子看不见的贫困——评普利策获奖作品《看不见的孩子》( 三 ) |普利策奖|埃利奥特|香奈儿|达

白思豪和詹姆斯的“社会救济改革”并未能让“看不见的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受到更多关注：作为难得的、曾被“看见”的幸运儿，萨普莱姆和香奈儿一家一度住进了一座补贴公寓，但心有余悸的孩子们仍习惯拖着床垫，像当初在庇护所那样席地而卧——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绝非多余：达萨尼7岁的小弟弟离家出走，香奈儿因被怀疑吸毒，被从补贴公寓赶了出去，萨普莱姆因生活无着试图强行兜售纸巾，结果以“威胁伤害”罪被捕，于是剩下的未成年孩子被“白思豪的社工”分散送给三个家庭寄养。
曾经的“女主角”——“被看见最多的看不见孩子”达萨尼似乎是最幸运的：作为“白思豪福利成果的典范” ，她被送入巧克力大亨好时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好时儿童寄宿学校”（Milton Hershey School），在这里，每个孩子享受每年高达8.5万美元的补贴，拥有完善的福利和精细的人生设计。但达萨尼并不领情，因为她得知自己家庭的七零八落，并认为“这都是我的错” ，尽管香奈儿捎信给她，苦苦哀求她“你没有家，没有回头路” ，只有抛弃原本的一切才能打破宿命的循环，但她仍然感到失落，并十分抗拒被她称作“洗脑”的寄宿家庭家长“代码转换”灌输，甚至冒着被赶出校门的危险和同伴大打出手。
埃利奥特开始尝试“不带态度”地跟踪、纪录并叙述这一切，并试图从中寻找答案：种族主义？福利制度的缺失？还是“大都市的冷漠”？似乎都是，但又似乎都不完全，达萨尼家族曾经因为种族歧视找不到好工作，一度没有资格买房，其曾祖父在二战中的贡献也被抹煞，但到了近代，他们更多时候是被“看不见”的种种隔阂所压抑，无论“看得见”与否，他们都被“上升盖板”牢牢压制了社会阶层提升的空间，即便少数如阿萨尼般“幸运儿中的幸运儿” ，为博取凤凰涅槃的些许机会，也往往要付出牺牲原生家庭的惨痛代价；“彭博式社会救济”固然千疮百孔，可“白思豪式改革”也不过浮光掠影——且不说让达萨尼感到被“洗脑”的“好时学校模式”同样被质疑为“另一种种族歧视” ，有幸进入这样一个“幸运气泡”的无家可归孩子每年不超过20个，而全美如今有多达138万无家可归的学龄儿童，其中约十二分之一在纽约，他们依旧日复一日地在“宿命循环”中轮回，处于“看不见”的状态。
埃利奥特“看见”了：她的新书不仅包含了长达8年的“长镜头” ，还凝聚了多达14000页官方文件中的数据和内容，如此沉甸甸的一本书被读者、被普利策奖评委们所“看见”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崇高荣誉——然而正如一位读者所言， “这并不意味着‘阿萨尼们’的命运会就此被更多‘看见’” ，更不意味着数以万计、一代又一代“被遗忘的孩子”能就此摆脱“宿命的循环” 。

看不见的孩子|看得见的孩子 看不见的贫困——评普利策获奖作品《看不见的孩子》( 三 )

看不见的孩子|看得见的孩子看不见的贫困——评普利策获奖作品《看不见的孩子》(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