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 , 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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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区研究成果丰硕 , 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在文物保护、清理与修复工作上 , 考古人员通过保存环境电化学监测 , 探索环境与青铜器腐蚀的关系 。 采用显微观察 , 发现多件残存丝绸遗迹以及玉器制作、使用痕迹 。 利用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基体、锈蚀产物结构和成分、铸造工艺做了初步分析 。 这些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依据 , 为文物信息和价值阐释提供科学支撑 。
据介绍 , 整理阶段 , 经过精细、规范化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 , 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 。 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 , 玉石器120件 , 金器44件 , 象牙678根(段) , 象牙雕刻残件46件 。
例如 , 采用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发现四号坑灰烬层残存纺织物及丝线痕迹 , 采用酶联免疫技术发现四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 。 同时 , 初步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包含物类型 , 运用显微观察、高光谱和微纳CT分析 , 初步判断四号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四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 , 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 , 该结果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
此外 , 六座坑提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近200个 , 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之内 , 属商代晚期 , 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
值得注意的是 , 从氨基酸残留含量和微生物活跃程度看 , 各坑内有机物质存在严重降解 , 但仍然能检测到丰富的有机物质 。 其中 , 脂肪酸分析说明祭祀坑存在明显指向动物脂肪的有机物证据 。 蛋白质组学检测到黄牛、野猪蛋白质成分 , 结合商周时期祭祀特点 , 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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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
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 , 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 , 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 , 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 。
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 , 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 , 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 , 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 , 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
据了解 ,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 。 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 , 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 , 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 , 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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