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视阈下的《大学》“三句教”及人学精神( 四 ) |人学|哲学|王阳明|阳明心学

对于“亲民”之“亲” ，注家有着不同的解释。朱熹取程子之意，将“亲”改作“新” ，言：“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
朱熹的“新民”注解，所注重的乃是士人君子对于民众的教化之意，他认为，士人君子在自我修养德性、明其明德的基础上应该推己及人，通过教化的手段使普通民众革除旧有的气质性玷污，恢复性体的本体之明。
王阳明却一反程朱理学改“亲民”为“新民”的说法，极力主张恢复《大学》古本的“亲民”说。《传习录》上就记载了王阳明与弟子徐爱关于“亲民”这一问题的探讨。
王阳明说道：“‘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眀。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如保赤子，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徳便是明明徳， ‘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徳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明明徳， ‘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传习录上》）
针对朱子的“新民”说，王阳明指出， “作新民”之“新”是自我革新之意，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完善和提升，而朱子所言的“在新民”却是教化之新， “作”与“在”二词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前者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更新过程，体现出道德修养的主体性，后者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教化过程，表现出道德修养的被动性，因此，在他看来， “作新民”不能证成“在新民” ，朱子对于《大学》古本的改动是颇有争议的。
王阳明紧接着结合《大学》文本本身找出“亲民”的有力依据。他认为，《大学》中所言及的许多内容都是亲民之意，而非“新民”之意，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均体现了亲民的思想。
王阳明还特别从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 “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眀” 。为了更好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王阳明还进一步从儒学思想史的宏大背景来佐证“亲民”思想，他引用孔孟之言和古书指出，《大学》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其亲民思想与先秦儒学的“修己安民”“亲亲仁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仁民”即“亲民” ， “亲民”是儒学仁爱思想的集中体现。
亲民思想与《尚书·尧典》中所言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主旨思想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阳明借用孔子所言“修己以安百姓”指出， “修己”即是“明明徳” ， “安百姓”即是亲民，从“明明德”到“亲民”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道德修养过程。
可见，王阳明是从字义训释、文本本身和史料依据三个层面来证明自己的“亲民”思想，他对《大学》古本“亲民”思想的坚持和信守，既体现对于经典文本本身的尊重，也体现了对于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更好地体现了《大学》本身的精神内涵。
无论是朱子的“新民”还是阳明的“亲民” ，都体现了传统儒学修身安人、成己成人的道德诉求，然而二者不同的道德形而上的立场导致了其思想倾向的差异。朱子的“新民”偏重的是君子士人对于民众的教化；而“亲民”则兼顾了教民和养民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