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兀鹰飞过城市》:多重镜像中的自我( 二 )


流沙,光阴的无尽藏,
不受任何东西差遣,这地上的银河。
一个鲜艳的农妇在田间掰苞谷,
每一滴汗都汇入了下游。
这首《沙溪口占》让我暗暗喝彩,这个鲜艳的农妇肯定也曾经让作者喝彩。如果说“不受任何东西差遣”的流沙体现了诗人的自由情怀,掰苞谷的农妇则令我感动:诗人看到了她的鲜艳,更感到了她的辛苦,“每一滴汗都汇入了下游”,将人事融入自然,可谓至高的赞美。客居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宋琳写过一首《契多街》,一个每天坐公交车的老妇人总是“把黑头巾从头上取下,戴上,又取下”,而“我敲打键盘,停顿,继续敲打。”于是,诗人看到了自己和一个陌生人的相似处境与共同命运:“在这相似的动作里,我们重复着/同一种虚无,同一种琐碎,/仿佛两个溺水的人,朝向对方打手势,/直到水涌上来,淹没了头顶。”写这些陌生人时,宋琳显然是敞开自己的,但对方并不能看到。所以这只是单向的敞开。一般只有在亲友之间才能形成双向的敞开。宋琳的亲情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给长兄和同学的,如《书简片段》《二十年后》,这些诗应该是宋琳诗中最抒情的,而抒情强度与诗人内心的敞开程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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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琳的精神肖像在《三十五岁自题小像》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眉宇间透出白日梦者的柔和”,“因见识过苦难而常含宽恕”,这是他对自身形象的精准把握。
宋琳确实是个柔和温润的人,但这只是他形象的一面,另一面是“面颊的阴影燃烧着南方人的热情”,对时代与写作的双重热情:“鼻梁正直”“额头不曾向权势低垂”“这张嘴化为尘土以前将把诗句沉吟”。就此而言,宋琳是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的诗人。此外便是爱美与好奇:“在美的面前,喜欢微微眯起”,“我对宇宙充满了好奇”(《我见识过一些城市》)。值得注意的是,《痛苦的授权》对其精神肖像有重要的补充:
我的家事足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但迄今,只有几个人保守着它的秘密。
害羞和离奇的懒散使我未能像
克尔凯郭尔那样“创造出自己的父亲”
由此来看,关于父亲的应写之诗之所以仍是未写之诗,诗人把原因归结为“害羞和离奇的懒散”,懒散或许属实,但理由并不强大,因为他毕竟已经写了许多作品。在写与不写之间,诗人其实做了无意识的取舍。这样说来,“害羞”便显得更重要了。它决定着一首诗的写与不写,也决定着一首诗的敞开度与隐藏度。
事实上,害羞绝非宋琳独有,而是许多诗人的共性。诗人的羞涩通常并非由于诗人对自身写作技艺的疑虑,而是隐藏自我的一种倾向,而这通常和特殊题材有关,可能涉及道德感或其他,也就是说,羞涩大多是写作者面对不宜公开的题材的普遍倾向。其中既有前述的自尊因素,也有追求艺术真实性而在当代语境中暂时不可能做到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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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琳还是一个能直面现实的诗人,他曾这样质问:“告诉我,在公众事件中始终不吭一声的同行,/是否从被抛弃的刍狗那里赎回了本属于你的悲悯?”(《双行体》)
作为一位中国当代诗人,宋琳的写作观也是其时代观的一部分。他的不少诗具有张枣所说的元诗意味,尤其是《诗话三章》直接表达了他的诗观:“诗,缘情而发/遇事而作,不超出情理/把哀怨化为适度的嘲讽/用言说触及不可言说者/理念完成于形式的尺度。”在《厌倦了挽歌》中,宋琳对当代诗音乐性的匮乏提出了批评:“……我们时代的大多数诗歌,/谁都能玩,但难以形成音乐。/人们争论不休,陶醉于口语/或非口语的胡闹……”在《内在的人》中,宋琳将诗人的角色定位成“回声采集者”,也表明了他对诗歌声音的重视。宋琳的诗歌整体上比较精致,但他并非一个诗歌的形式主义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语言,诗人所依赖的,如果在运作中不能触及被称为边界或深度的东西,即使徒有形式,也难以留存。”就此而言,宋琳的诗歌可以概括为深度情思与精致声音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