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襄|《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的一大贡献陈圆圆

历史研究有三种重要的手段：一是文献，二是文物，三是逻辑。如果有新文献或新文物佐证，破解历史疑案往往显得非常轻松。如果没有新的文献或文物出现，那么，疑案便往往会一直沉睡在历史中。“吴三桂与甲申之变”即是此类很难破解的话题之一。
如何解决这类无新文献、新文物佐证的历史疑案？只有一种途径，即文献与逻辑联手。依靠研究者的思辨能力，运用逻辑的力量，剔除一些毫无研究价值的文献，再从靠谱的文献入手，得出新的结论。
文献是关键，逻辑是工具。当然，单纯依靠逻辑判断有时会非常危险，因为历史常常有着研究者所不知道的偶然性。只有文献与逻辑联手才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林奎成先生的《吴三桂与甲申之变》，加大了两个方面的用力。一是对已有文献的全面检讨，二是对已有结论的全面检讨。奎成先生的结论是：吴三桂没有降闯！借清兵入关者不是吴三桂！吴三桂降清与陈圆圆了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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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与甲申之变》，林奎成著，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我与林奎成先生有近四十年的深入交往，深知他的思辨能力之强。
以往的“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研究之所以难于达成共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献的甄别不严。剔除不靠谱的文献是破解这类研究的关键之一。奎成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是本书新见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逻辑的力量。奎成先生于此下功夫颇深，凭借逻辑力量，此书排除了一些不能使用的文献，廓清了有效文献与无效文献各自的范围，在“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研究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厘清了研判这一问题的无效文献。这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如伪书《甲申日记》。《甲申日记》令当今“甲申之变”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其书收入五封吴三桂写给其父吴襄的“家书”。在历史书写中，日记、家书往往是最重要最可靠的文献。因此，甲申史研究者一向对此书深信不疑。但是，研究者忘记了一点：日记可以作伪。日记作伪有两种情况：一是日记作者知道自己的日记今后会出版，因此，日记书写时已有刻意的隐瞒与避忌。二是日记本身就是伪作。
《甲申日记》属第二种。例如其书载吴三桂的第一封“家书”仅74字：四月初一日，吴襄缴到三桂廿二日书，云：“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大约城已被围。如可迁避出城，不可多带银物，埋藏为是。并祈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耐心。”
奎成先生认为：
四月初一日，吴襄缴到三桂廿二日书，云：“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三月二十二日之前，吴三桂便已得到了京城失陷的消息。京城失陷于十九日，二十二日是吴三桂刚刚入关的第三天，尚在前往永平的途中。自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中间仅隔两日，通常情况下，北京至山海关七日路程，其时大顺军已经控制了京东的通州和顺义周边地面，明朝的驿传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如何十九日的消息也不可能在两日之内传递到山海关附近。本文前已考明，吴三桂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永平，二十七日始知“故主已升遐”，因此得知“京城已陷”的消息，只能是在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显出了自相矛盾：吴襄四月一日收到吴三桂二十二日的来信，即意味着这封信在途中走了十天。时差之甚，远逾常规，说明作伪者根本就没动脑子。两日之内，就得到了至少五天之后才能得到的信息，岂不荒乎其唐？
这段辨析何其精彩！所谓吴三桂“家书”，其实不堪细考。仅时间上的差异就可证明这封信不可能出自吴三桂之手，它是一封伪家书。而此前的研究者不作辨析，以伪为真，据此而谈，岂不南辕北辙？此类精彩文字甚多，不暇细论，读者自可阅读、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