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父亲节，看中国近代史上这位“最强老爸”的家教之道( 二 ) 研究院|家庭教育

我总是心生疑问，真的是这样吗？七八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一位作者朋友、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树欣谈起，他的博士后报告是研究梁启超的修身之学。我意识到，这是理解梁启超生平和学问的一条重要线索，由此向他约稿，整理、导读梁启超编纂的三本书《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
这三本书起初是梁启超用于自我修养的随身读物，自成系统。《德育鉴》是总纲，从修身功夫的角度，分门别类梳理了上自四书五经、下至曾国藩的儒家修身方法；《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分别对应明清儒家修身功夫。1905年之后，这三本书陆续出版，成为梁启超推行修身德育的载体。我们重新整理出版这三本书，命名为“梁启超修身三书”。
修身和教育是一体的。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修身系列丛书包含了梁启超对教育，尤其是德育的看法和主张。在他看来，教育在现代中国，由传统教育转为现代教育之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即由以德育、以做人成德为主，变为了以知识技能为主。现代教育偏重智育，德育被相对地忽略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旅居日本期间，他经过反省深思，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其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衰落。
“五四”时期其实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现在回望历史容易简单化，在做梁启超修身系列丛书期间，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当时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声音特别大，逐渐成为主流，掩盖了其他声音。梁启超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声音，那就是“返本开新”的思路，回到中国传统的根本精神——修身。《大学》里说：“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梁启超的后半生就是抓住修身为本，提倡“返本”。
【丛书|父亲节，看中国近代史上这位“最强老爸”的家教之道】“返本”之后还要“开新”。开新是什么？文化的基本精神就像大树的根，面对不同的时代环境，要能够自我更新，这才是活的文化，是一种文化可以延续数千年的原因所在。
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社会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正是因为脱离了根本——人们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这与外国列强压迫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自身文化精神的衰落。清代末期，中国文化处在低谷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礼教的僵化。文化精神衰落了、文化方向偏离了，外在的形式就成了束缚人的东西，这是“吃人的礼教”的实质。
如若没有看清“精神衰落导致礼教僵化”的实质，简单归因于文化落后，当西学进入之后又会产生外在压迫。这样一来，很多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就会产生“全盘西化”的偏激思路。对此，梁启超的想法是：先回到文化本原上，固本培元；元气恢复了，自然就会焕发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一方面强调回到根本，一方面又不守旧，而是激发文化的活力，主动适应新的时代。
不论是在自身生活还是教育实践中，都可以看到梁启超的新旧结合。这种结合，不是新旧两者的拼合，而是由旧的根本发出新的枝条。梁启超有很多现代的观念，但又坚持传统的做人的道理。他的“新”不是拿来主义的“新”，而是在返本的前提下，和自己的根本接通的“新”。因此，他能够将现代因素吸收自然，转化成自身之物。
教育的两条腿
从日本回国后，不论是从政还是为学，梁启超都在实践这条“返本开新”之路。1917年退出政坛之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教育领域，希望从改造教育入手，进而带动全社会的变革。
一方面，他有计划地周游全国到处演讲，宣传推广自己的理念，另一方面亲身实行教育改革，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是梁启超一手创立的，他原本计划创办一所文化学院，后来可能限于经费的原因没有办成，转而寄希望在清华体制之内办一个半书院式的研究院。他想在此做一个实验和示范，重新提倡以修身德育为主的教育，并将德育、智育统一起来，对中国教育起到纠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