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书法家在写楷书的时候,都在思考三件事……( 二 )


再如五代杨凝式、宋代苏东坡以及明清时期的众多书家 , 他们不是以古为新者 , 就是集前人之大成者 。 他们的艺术实践说明 , 书法之变对于一个书家风格的形成 , 不仅至关重要 , 而且意义深远 。 当代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说:
“写字贵在能变 , 魏碑结体之妙 , 完全在于善变 。 我们试翻任何魏碑 , 把它里面相同的字法拈出来比较 , 几乎没有一个姿态是相同的 。 ”
沙孟海先生还说:
“学书死守一块碑帖临写而不知变通 , 结果不是漆工 , 便是泥匠 , 有什么价值呢?”
楷书|书法家在写楷书的时候,都在思考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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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沙孟海先生之语来对照他的书法 , 不难发现 , 先生不仅善学 , 而且善变 。 先生早年书学颜真卿、苏东坡以及六朝碑版等 , 后受业于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 , 仅四年时间吴先生就去世了 。 在这短短的四年里 , 沙孟海先生并没有趋步于吴昌硕先生擅长的《石鼓文》书体 , 而是借鉴吴昌硕先生变古之法 , 糅颜、苏和六朝碑版为一体 , 古法新用 , 终于变法成功 , 成为20世纪有影响的书法大家 。
变法一定要有深厚的基础 。 不积小流 , 无以成江海 。 这又如沙孟海先生所说:“书法的基础越厚越好 。 ”基础积累得愈深 , 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也就愈加深刻 , 变法的路子也会更加清晰、更加准确 。
变法又是需要一定方法的 。 沙孟海先生说:
“学习书法应兼收碑帖之长处 , 既不能盲目崇拜 , 又不去一味抹煞 。 而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其精华 , 扬弃其糟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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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唐人的法度与六朝碑版的情趣结合在一起 , 让两者之间的某些特点互为转化 , 相互融合 , 产生出新的变化、新的艺术形式 。 如需进一步说明 , 即用唐人笔笔精到的法度来补充六朝碑版笔法的随意性 。 反过来 , 我们还可以用六朝碑版多变的姿态来打破唐楷的工稳 , 力求达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境界 。
变法还需有明确的方向 。 一个艺术家如果对自己的审美取向、表现形式、风格特征没有明晰的努力方向是不能成功的 。 晚唐柳公权最可贵处是在唐代书法鼎盛期过后创出“柳体” , 他书法早年学“二王” , 后参以北碑并间融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李北海、颜真卿等众家之长 , 尤其是受欧阳询、颜真卿的影响最深 。 他没有在欧、颜这两座高峰前拜倒不起 , 而是对欧、颜书体进行解体、改造和全新组合 。 习欧 , 他得其意态精密;取颜 , 他得其筋劲挺拔 , 最终以其“骨”而成为历代学书者的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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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 , 平生矢志《石鼓文》 , 寒暑不辍 。 先生云:“余学篆好临石鼓 , 数十载从事于此 , 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 ”我们窥测先生临《石鼓文》之用意 , 乃是于精熟之中变变不已 , 变出新意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 一个艺术家风格的形成是经过不断的变化而完成的 , 变法是一种突破 , 变法是一个自我个性的展现 。
三、关于表现
历史上 , 每个时期的书法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 。 如前人所说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都是时代特征的集中概括 。 而书法的时代特征往往都具有很强的表现性 。 孙过庭讲“古不乖时 , 今不同弊” , 我们学习古人不能违背时代潮流 , 追求时代风尚不能流于庸俗 。 当今书法创作已进入到了以表现为主要目的的时期 , 楷书的创作也要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 。 那么楷书创作应从哪些方面来表现呢?我个人认为 , 要立足于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