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谈丝绸之路( 四 ) 李希霍芬

我国学者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以历史文献来考察，并且多将其称为草原之路，如黄时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等。 20世纪末，随着众多的考古发现，一些学者提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苏赫、田广林在《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中提出， “在北方草原地带，存在着一条由蒙古高原东南端的辽河上溯，越过大兴安岭，循阴山南北两麓向西，经居延而趋向天山南北，转经高昌进入欧亚草原的道路，这便是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 。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举办了相关的学术会议，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1995年，刘迎胜出版了《丝路文化·草原卷》，对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了系统论述c 。一些学者通过对某一地区文物遗存的专题性研究，丰富和考订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路线，如朱存世、李芳认为，贺兰山、北山即今宁夏北部地区，是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2008年，纪宗安出版了《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以多个专题讨论了丝绸之路早期史，尤其是对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分析研究。除了上述著作，诸多对沙漠丝绸之路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也对草原丝绸之路有所涉及，在研究角度与视野上更加宏观。由于草原文化的特性，通过考古学的方法为研究草原丝绸之路提供了便利的途径， “横贯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曾对促进中外交流发生过重要作用。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考察草原丝绸之路，对于发掘草原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也焕发出新的活力，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缘起、内涵、性质及路线等方面的新观点层出不穷。有学者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是指历史时期的欧亚草原大通道，向东可达大兴安岭，向西可达黑海草原。它能满足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的结构性需求，即满足‘专化’的游牧经济所欠缺的部分，这才是本相。草原通道的开拓与游牧社会广阔的地理容量分不开，即由游牧社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对广大空间的实际占有” 。 “在强大的匈奴联盟时期，中国北方与东部的蒙古高原以及与西部内陆亚洲山麓地带的交往几乎停滞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欧亚大陆交往的前沿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这种交往路线和方式的改变，导致中国和欧亚大陆交往进入了新的时代。 ”也有学者从丝绸贸易的参与人群着手，解构了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些细节， “秦汉时期， ‘丝绸’的经济作用和文化作用日显突出， ‘丝绸’被后人看作东西交通路线和东西交通行为的代表性符号是理所当然的。丝绸贸易的路线经过草原地区。草原民族曾经承当丝绸由中原向西北输送的主导力量。为应对草原强势部族的压迫，汉帝国积蓄军事力量，终于通过战争方式占有河西，控制西域，成就了史称‘丝绸之路’这一东西交通路线的正式开通。这一历史过程有草原民族的配合” 。在路线方面，王子今认为草原丝绸之路与秦始皇修筑的直道也有关系， “‘直道’与‘北边道’连通，继而通过草原民族的交通实践实现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作用时应当注意的交通史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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